说到体检，不知道大家都有着什么感受？懒姐先说，最讨厌的是必须空着肚子去，其次是抽血，还有一个也是大家迷之害怕的项目：翻眼皮。
当时懒姐一度害怕自己的眼皮翻不下来了，所以到现在想到还是心有余悸。不过大家后来才知道，翻眼皮要检查的，是一种叫沙眼的传染病。
今天大多数人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沙眼，可在半个世纪前，这是一种流行极广的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国，沙眼发病率高达50%。在边远农村，还有“十眼九沙”的说法，最严重的会直接失明。
有个日本人曾声称自己发现了沙眼衣原体，一下子就成了全日本的骄傲和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是日本人出国旅行的朝圣地，他的头像也被印在了新版日元纸币上。
有个中国人，同样研究沙眼衣原体，却完虐日本人。
他发现了日本人研究中的疏漏，甚至将沙原体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里，并坚持四十天不治疗来证实沙眼衣原体的致病性，在沙眼防治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他曾用两个月时间研制九万毫升的减毒活菌苗，抑制了建国初期大肆蔓延的鼠疫。
他领导中央防疫处研制出独立稳定的牛痘疫苗，将天花病例赶尽杀绝。
他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只青霉素，挽救了二战中千万条性命。
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均出自他手。
然而，他却在政治运动中不堪诬蔑凌辱上吊自尽。离世后学术成果遭人窃取，国际眼科防治组织甚至不知道该将沙眼金质奖章颁发给谁。
人们都说，若他尚在世，科学成就绝对足以获得诺贝尔奖，后来的“非典”也不至于肆虐成灾。
李约瑟对中央防疫处的回忆。
“非典”时，卫生部老干部叹息：“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他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国际公认的“衣原体之父”，他就是
汤飞凡。
1914年，颜福庆任校长的湖南湘雅医学学校招收首届学生。汤飞凡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有志于学医救国，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
中美合办的湘雅医学院，对于英语水平有着严苛的要求。
汤飞凡的英语水平不高，他向学校申请入学后缓考英语。
“倘若之后还考不过，就自动卷铺盖走人。”
教务长爱德华·胡美被他的真诚好学所感动，破例录取了汤飞凡。
显然汤飞凡不会让教务长失望。他超乎常人地刻苦用功，一本英文词典被翻得破烂，英文和医学水平突飞猛进。
1921年，因为毕业要求严格，当年一同入学的18名同学只剩下了10人。汤飞凡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湘雅顺利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没有停止求学脚步。
哈佛医学院。
毕业后，从湘雅到协和，从协和到哈佛。病毒学拓荒时代里，汤飞凡是第一个研究病毒学的中国人。但从他从不理会这些头衔，始终埋头苦思，步履匆匆。
当汤飞凡决心留在哈佛，进一步探究微生物领域时，恩师颜福庆从大洋彼岸寄来一封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颜福庆。
作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先驱，颜福庆有志于摆脱“中外合办”的现状，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百废待兴之际，颜福庆希望汤飞凡能回国帮忙。
二话没说，汤飞凡收拾行囊回到祖国，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之后九年，汤飞凡潜心学术。这段日子里他所做的研究，为各项医疗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抗战炮火的燃起让汤飞凡做出了最为坚定决绝的选择：
放弃学术，抗战救国！有人曾说，是命运扼杀了他的梦想，他却坚定地说：“这不是命运，是我个人的选择。”
他走出实验室，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在离炮火几百米的地方，汤飞凡和医疗队的同胞们一起，对伤员们进行初级的创伤治疗。
三个月来，救护站数次差点被炮火覆盖，汤非凡随医疗队辗转各地，他出生入死，几次过家门而不入。家人担心他的安危，身高仅有一米六的他倒说：“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汤飞凡与李约瑟博士交谈。
就在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汤飞凡同时收到了两份邀请，分别是来自英国雷德氏研究所的聘请和颜福庆重建中央防疫所的请求。
一边是和平稳定高薪厚禄，一边是风雨飘摇食不果腹。
汤飞凡没有犹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在昆明郊区的种羊防疫站。
日寇轰炸，物价飞涨，中央防疫所里设备简陋，人员稀少……
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不可能不清楚。
可是只要一想到前线的战士、后方的同胞，都在饱受着传染病的折磨而逐渐凋零死去，他就不能置之不理。
“在汤飞凡心中，有些事终归要有人去做，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日寇轰炸，他就将防疫所迁到偏远的乡下；物价飞涨，他就自己养猪养鸡，种草种菜；设备简陋，人员稀少，他就发动身边所有人共同投身霉菌的寻找和疫苗的研制中。
果然，他们竟在一位技工的皮鞋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株菌种就是后来就被用于生产国产青霉素的原料。
你肯定没办法想象，现在闻名于世的青霉素，当时竟产自这样的环境：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
用过的琼脂还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也只是一只破木船来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就从养的猪的胃里制造……
中国防疫事业的真勇士，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做着不可能的事。
国外狂犬疫苗接种后，会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比例的严重反应，但中央防疫处制备的狂犬疫苗投入使用后没有发生过一起意外。
对于云南一向流行的斑疹伤寒，中央防疫处于1943年制成出的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使盟军再次免于灭顶之灾。
1945年，中央防疫处采用的针对恙虫病的防治措施，也有效控制了困扰盟军已久的“不明热”。
抗战终于结束，汤飞凡一心想要建立起全国性防疫和生物制品系统。但随后不久，内战硝烟再起，汤飞凡心灰意冷，决定接受哈佛邀请，前往美国。
临行前，他夜不能寐，几番思量后，他最后一次改变了自己人生的道路：
留在国内，继续前半生未竟的事业。他辞去了所有行政职务，专注于沙眼病原体的研究。沙眼病原究竟是
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几个世纪以来学界争论不休。
这次，又是一名日本学者的论文引起了轰动，全日本都引以为荣。汤飞凡心存怀疑，严格按论文分离细菌，证明了其错误的结论。一时引起日本方面的不满，同时也将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发表论文的日本学者野口英世。
“你行你上啊！”
汤飞凡真的自己上了。
1958年，他命助手将分离出的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并在此后四十天内坚持不做治疗，顶着一双红肿的眼睛收集着沙眼病毒的临床医学资料。
懒姐一下子想起了以身试毒的李时珍。
就这样，他成功分离出了沙眼病原体，并因此在沙眼的预防与治疗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
这以后，仅以上海为例，短短数年沙眼发病率由84%下降到5.4%。如今，沙眼已基本绝迹。
他心中的中日战争，终于以中方的胜利真正圆满告终。
但在他身后，麻烦还在接踵而至。
1958年，反右运动开始。
第一天，他被批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
第二天，他就“升级”成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
第三天，他不堪凌辱，上吊自杀。
在他死后，论文里第一作者汤飞凡的名姓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从前共事过的张晓楼。颁奖典礼上出席的是他，人民画报上笑得灿烂的是他，民众心中的先进典范也是他。
再没人知道汤飞凡是谁，他就像被他研制出的疫苗消灭掉的病菌那样，瞬间消逝。
张晓楼。
汤飞凡的家人学生不满，要求讨个说法。
过了很久，国际医学界才终于记起了这位曾为人类眼睛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1980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授予汤飞凡一枚沙眼金质奖章，并且打算为他申报诺贝尔奖。
可惜这时候，世上早已没了汤飞凡。
曾有首歌唱过：“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汤飞凡，受过多少苦难依旧保持一颗纯洁坚定的心，他治愈了世上无数迷茫的眼睛，不应该被我们轻易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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