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第一秘密筹款高手 圈中多商人

　　孙文签字的收款文件

　　1882年7月，意奥兰尼学校在檀香山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毕业典礼。《太平洋商业广告日报》报道，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为毕业生孙中山颁发了英文语法奖。成绩优异的孙中山那年16岁，在哥哥孙眉开设的商店“协理店务”。数月后回国。

　　1883年，17岁的孙中山在老家翠亨村的生活是怎样的?《孙中山年谱》的说法是，他自修中西学，并在余暇“从事游泳、体操等体育锻炼。在村民中宣传政治改革，抨击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风俗的不良，还着手进行若干改良乡政的实践……”实践之一是毁坏村庙北极殿中的偶像，此举为豪绅地主所不容，被迫离乡赴香港。

　　全国第一的秘密筹款高手

　　曾跟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冯自由所著的《革命逸史》，详细描述了孙中山在翠亨村闯祸的细节：总理毅然欲破除乡人迷信，与皓东同入北帝庙，戏折北帝偶像一手，并毁其他偶像三具，以示木偶不足为世人害。乡人见之大为鼓噪，群向总理父达成公问罪，声势汹汹。达成公怒，操杖觅总理，总理因避在香港，皓东亦赴上海。

　　在香港，孙中山先就读拔萃书室，后就读于皇仁书院。1886年，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读书。1887-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读书，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对香港的社会状况有不错的观感。毕业的时候，孙中山26岁。

　　整整20年后的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

　　在此之前，《纽约时报》在1911年10月14日发出有分量的报道《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

　　旨在推翻满清帝国统治的宏大计划已悄悄进行了多年。人民起义和军队倒戈的条件已经成熟，孙中山给英、美银行家的信透露了他寻求革命资金的细节，孙对世界发表声明。另，清国银行家提供担保。十成清国军队中有五成已反正，共和政体是革命党的政治目标，军政府短暂执政之后将进行全民选举，产生一位总统，孙中山在争取获得总统的位子，他可能已经筹集到发动全国起义的足够的资金，目前革命军正节节取得胜利。

　　今天，《纽约时报》记者掌握了一项与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有关的证据。这项证据表明，清国叛乱并非偶然爆发，而是在过去三四年中，在孙博士领导下，由一批最精明的清国进步人士组成革命团体，经他们精心策划和秘密组织才取得今天的结果。这项证据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肯定。

　　《纽约时报》甚至搞到孙中山给某位伦敦金融家的信件，该信内容被有节制地曝光，孙中山在信中写道：

　　为了确保成功，我们需要50万英镑贷款以完善我们的组织，使我们能够在第一次突然行动中就夺取到至少两个富裕的省份。当脚跟站稳后，我们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如果寻求到更多的贷款，我们就能给这次民族革命予以更重要的保证，以扩大我们的行动直至取得全面的胜利。

　　我们希望你积极寻求愿为我们提供资金的金融家。如果他们愿意提供上述贷款的话，请尽快通知我们，他们愿意以什么条件和什么方式成交。一旦从贵处确知细节，我即按照这些金融家的意愿展开工作。

　　一位历史学家曾对我说过，他最看重孙中山的是他的融资能力。这种看法与百年前的《纽约时报》同出一辙。的确，所有的革命家都以理想、热情示人，而背后，他们也呈现出不折不扣的筹款行家一面。

　　医学院毕业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时候，技术非常高明。他与英国老师康德黎合作，医疗水平达到了澳门第一流水平，被称为“大国手”。此后，他的融资能力在与康有为、梁启超竞争中渐渐脱颖而出，说他后来成为全国第一的秘密筹款高手也不为过。

　　2009年陈可辛的《十月围城》获得金马奖与香港电影金像奖，讲的就是孙中山与香港的渊源。此片序幕就先声夺人，张学友饰演的杨衢云一露面就被击毙。梁家辉饰演的陈少白是《中国日报》总编辑，是孙中山忠心耿耿的左膀右臂。王学圻饰演的李玉堂是谁呢?我看极有可能就是与孙中山关系极好的香港富商李煜堂，也许还有李纪堂的影子，因为两人都赞助过《中国日报》。陈少白与李玉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激动地告知，孙先生马上就要来香港了，这次计划如何如何。李玉堂略一皱眉，沉吟道：“这次，需要多少钱?”

　　这句似乎有点扫兴的话道出了真正的革命本质：理想与金钱，二者缺一不可。

　　挥金如土李纪堂

　　孙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那时中日甲午海战正酣。从友人来信获得这个信息后，孙中山认为国内政局大有可为，立即回国。1895年1月返回香港，以自己的同志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人为班底，准备筹建兴中会。2月21日，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成立香港兴中会，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办公，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随后，港人陆续加入。

　　兴中会计划当年重阳节从香港进攻广州。经费由杨衢云在香港筹措。据李吉奎《孙中山研究丛录》，见于记载的捐款仅两笔，一为黄咏商捐款八千元，一为余育之的捐款。

　　“愉园主人余育之，为日昌银号东主，四十年前之富商也。”《革命轶史》这样回忆余育之。乙未广州重阳起义时，国人视谋反大逆如蛇蝎，余育之慷慨捐助军饷万数千元，密约衢云、黄咏商等至红毛坟场(位于跑马地的外国坟山)交款，“虽同志中亦鲜有知者”。

　　1904年日俄战起，余育之经营失败，家道日以中落。民国后，余育之所营贸易相继歇业，只好去祺昌洋行打工。二十年后，余育之去上海冠生园酒家任招待员，每个月靠几十块钱的工资生活。凡老友到冠生园喝茶，他都会用心招待，并一起回忆当年兴中会往事，唏嘘不已。

　　捐助历次起义军饷，以李纪堂为第一。李名柏，号纪堂，新会人。港地富商子弟多不脱纨袴习气，李纪堂却活泼好动。还一直喜欢躬亲执役(《十月围城》里，富商李玉堂亲自做饭给行动者吃，看来不是虚构)，不假手他人。《革命逸事》还记载，李纪堂“尤善行猎，枪法至精”。说明为了革命，他有临阵杀敌的准备。

　　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乘船逃亡日本。李纪堂在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后，奔往码头，上轮船拜访，慷慨陈词，表达对革命的倾慕之意。第二年，李纪堂父亲逝世，分得遗产百万，对革命的支持称得上挥金如土。

　　1900年，义和团兴起，孙中山开始筹划惠州军事。6月从日本来到香港。杨衢云、陈少白带着李纪堂登舟与孙中山相见。孙中山与他谈得非常高兴，孙中山当场将二万元交给李纪堂，让他担任驻港会计主任。其实也就是将管账与筹款的重任交给了他。

　　不久，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李纪堂为这次起义所捐的钱加上《中国日报》的费用，“已过巨万”。孙中山自惠州失败后，赴欧美考察，“无后顾忧者，纪堂之力为多焉”。

　　1902年12月孙中山应越南总督韬美之邀，与陈少白一起赴河内参观博览会。李纪堂赠少白旅费二千元，以壮行色。

　　1908年春，李纪堂负债累累，因债主多人控告入狱，半年后才出狱，宣告破产。辛亥革命成功后，李纪堂数次任职县长，但都以郁郁不得志而去，家境日益贫困。

　　李纪堂革命前在香港炮台道自建高楼华屋居住，革命后租住九龙塘区何文田的一层楼(月租三十元)。他的两个兄弟均拥厚资，富甲香港。因理念不同，李纪堂与他们早已不再来往。

　　辛亥革命后不久，很多开国元勋身无立锥之地，求一饭而不可得者比比皆是，李纪堂算是其中之一。1943年10月6日，李纪堂在重庆病故。

　　简照南出钱又出人

　　李煜堂(1850-1936)名文奎，字煜堂，广东台山县人。曾开办康年人寿保险公司，“为吾国人自办人寿保险之滥觞”，也是孙中山革命的“商人同志”。

　　《中国日报》是兴中会鼓吹革命的阵地，孙中山让陈少白担任该报的总编辑。《中国日报》1900年创刊，1904年该报运转日渐困难，李煜堂多次出资。辛亥革命后李煜堂被任命为财政司长。广东军政府成立时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军政府派李煜堂到香港听取华人领袖的建议，寻求金钱援助。在香港，李煜堂运作很成功，港商踊跃垫资，筹得款项约一百万元。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对筹饷活动的记载是：“先生在港一夕而筹饷八十余万。”

　　李玉堂之子李自重曾经赴日学习军事。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爆发，因起义军力量薄弱，起义失败。“同志蒙难者七十二人。”李自重参加了黄花岗一役伤员的救治工作。

　　黄花岗起义被杀害的众多革命党人暴尸街头，革命党人潘达微毅然冒死收敛遗骸七十二具，安葬于广州黄花岗，才有了今人熟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13年，潘达微来到了香港，出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部主任。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简照南(1870-1923)出生于广东佛山，其父是木匠，在他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16岁的时候，简照南离开了广东，前往香港谋生。1902年，32岁的简照南自立门户。他到日本神户创办了自己的航运公司，置有“广东丸”轮船一艘，业务是将日本的纺织品运销香港及东南亚。1905年，简照南在香港成立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南洋公司兴起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动荡不安，革命渐成最强的呼声。简照南一直支持革命，并与孙中山保持密切关系。

　　简照南十分清楚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无疑是符合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孙中山发动侨胞回国振兴实业的号召，也完全符合自己的志向。1909-1910年间，孙中山为发动起义来往于新加坡和南洋各埠，向华侨募款，筹备起义经费，并派陈炯明到香港募款。当时“南洋”刚刚第二次复办，业务尚未开展，资金并不宽裕。但简照南毫不犹豫拿出一笔巨款，让族伯简昌达前往陈炯明在香港的住处，亲手交与陈炯明。1916年，南北合作期间，在上海，南洋与一家保险公司举行欢送两院议员大会，邀请孙中山发表演讲。

　　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当时总统府要成立卫队，一时找不到可靠人员。简照南在上海从南洋烟草公司挑选10人南下广州参加总统府卫队，投身革命。在上海期间，孙中山曾手书“博爱”条幅送给简照南，简照南将此条幅珍藏于上海的书房里。

　　孙中山年幼时有一次从国外回翠亨村，发现清国官员针对商人收厘金达四次之多，年轻的他对此极为愤慨。据史料记载，广东商人普遍对厘金政策早已痛恨多年。仅在这一点上，孙中山与商人就是非常合拍的。拍得不错的电影《十月围城》里的革命党，在宣传革命的时候，激情、口号、理想与手势眼神均完美无缺，而家财巨万的商人一旦听到“革命”二字就仿佛听到符咒，决定舍弃一家老小，投奔革命，这稍稍有点缺乏说服力。

　　孙中山与商人之间的理性合作的细节，应该得到更多关注与发掘，准此，我们方能更深地理解百年前的革命与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