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于若木是在延安相识、相知、相爱的。
大约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陈云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个人担负护理工作，结果选中了于若木。据于若木回忆，在此之前，她曾三次见到陈云，“虽然都是听他讲话，互相之间没有交流，但他给我的印象却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好。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央组织部长，这对于我这个普通党员来说，已经是闻之肃然起敬了”。
于若木护理陈云，只是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做。陈云因医生要求静养，也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两人便经常聊天。于若木刚到时，陈云就询问于若木的经历，随后也介绍了自己的历史，两人有了初步的认识。于若木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从理想、工作谈到生活、爱好。”陈云得知于若木会唱歌时，便请她唱歌给他听。于若木十分大方地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悦耳的歌声在窑洞中回荡。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小心地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陈云还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陈云与于若木从相识到相爱，就像陕北高原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来到延安，陈云把他作为于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向他说明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于若木的二哥对陈云的印象甚佳，欣然同意。
1938年3月，他们幸福地结婚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
他们的婚礼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事后，消息传开，有人嚷着让陈云请客。陈云当时手头还有点钱，请得起，但他不愿意摆排场，所以没有请。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的信中写到：“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到：“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后，彼此如何称呼，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在家里，陈云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重，因为在她眼里，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且年龄相差较大而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异地分处，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几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
煤油灯映照着窑洞雪白的墙，窗户纸上的红喜字放着红光。
窑洞的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他的新娘于若木。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
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讲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
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想偷听洞房里面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非常惊讶。于是“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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