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潮汕沦陷，我们一家外出逃难，做小贩谋生。那时，国民党规定适龄男子要服兵役，但到地方征兵的人乱拉壮丁，还克扣军粮。1942年，我见国民党宪兵学校在广东龙川县招生的人军容整洁，斯文有礼，才敢报名。我那年18岁，以张承沅的名字报的名，被录取了。
押解“魔鬼”到刑场伏法
那时，我们在国民政府宪兵学校贵州分校就读，毕业后就分到贵阳宪兵团。
日本投降，宪兵团奉调开赴南京，途经长沙望见满城废墟，死尸成排，投降的日本兵却讨好卖乖地说“中国兵、日本兵都是好朋友”，让我们愤怒不已。在南京，我们收管老虎桥监狱的日本要犯。我监押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但令我毕生难忘的，是亲手押解指挥日军攻入南京发动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赴刑场。
日本投降后，谷寿夫逃回了日本老家，后在日本东京长野县被逮捕，押解回中国南京老虎桥监狱。
这一天，是1947年4月26日，公审现场人山人海，宽敞的法庭里挤满了人群。法庭外的广场上站满了旁听者，收音机、扩音器设在全城各街道要道口。
法官对这个魔鬼说：谷寿夫你在家躲得了吗？你们的行为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恨，整个地球你都无藏身之地了，杀你124个，也抵偿不了我30万同胞万分之一。“你有什么交代，要不要给亲人写信？今天对你宣布死刑！”
“你有什么交代，要不要给亲人写信？今天对你宣布死刑！”
谷寿夫写完信，由宪兵队洪班长、我和另一名宪兵，乘军车押到雨花台刑场。沿途人潮汹涌，跟着十轮大军车，围观的市民大喊大叫：“好啊！杀人魔王今天要被人杀了。”到了雨花台，满山坡都挤满了观看行刑的人群，声讨这个即将赴鬼门关的魔鬼。押解谷寿夫的车一停，张涛和另一名宪兵将谷寿夫拖下车时，谷寿夫已吓得全身发软，站不起来了。我扶住瘫软的谷寿夫右臂，另一名宪兵扶左臂，谷寿夫行刑时没有被捆绑，也没有插行刑牌，行刑人是宪警队的洪班长，洪班长手执驳壳枪朝谷寿夫身后射击，一声枪响，子弹从脑后斜入，由口中飞出，打飞了谷寿夫两颗门牙。谷寿夫当场毙命。我和同伴将已毙命的谷寿夫面朝天放在地上。这时漫山遍野围观的人高声欢呼，掌声雷动。这样枪毙谷寿夫，感觉还是太优待了。
面临抉择回乡做老百姓
谷寿夫死的第二年，上面要宪兵队去打淮海战役，我不愿去，转到常州当警长。
1949年2月，我携妻回到惠州，又被当地驻军招去当文书。这一年解放军南下广州，国民党部队连夜撤逃。部队带着家属从东莞樟木头到深圳，又到了江门，最后准备上战舰撤往海南岛。有人对我说：“你只是文职人员，妻子又有孕在身，不如回到父母身边做老百姓。”我听从了劝告，脱掉军服抛入江中，同妻子经澳门、香港返回惠州，摆摊卖生药、香烟维生，改名张涛。
6年前讲出当年经历
返回惠州后，我们过了一段安定平稳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1月的一个夜晚，一群人冲进家来，我被他们划为“历史反革命”，遭到长期羁押。以后，“四清”、“文革”中大大小小的运动，我都要被拉出来游街，批斗完还要学习改造。家里人，尤其是孩子们也受到牵连，不能升学，处处低人一等。
这些年，我一直在悄悄写回忆录。然而，直到6年前，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纸上看到自己当年押解谷寿夫的照片，确信那段经历不会再被批判，我才忍不住将这段回忆录拿出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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