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资料图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我。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乘车赶到了305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我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我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担任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随口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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