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 资料图
送走了朱老总，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恶化，不久就进入异常紧张的地步。中央陆续向各地发过几次电，通报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说全国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对毛主席不久于人世，是有一定精神准备的。
1976年9月9日，经多方全力救治无效，一代伟人毛主席“停止思想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共中央随即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料理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治丧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由党、政、军、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这个办公室共有七个组，警卫组的负责人有北京卫戍区的吴忠、公安部的于桑等。参加了这年几次重大治丧活动警卫的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次治丧工作。警卫组的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常坐守在那里值班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马盼秋。
9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订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贯彻实施，几位副处长，像李钊、毕景荣、我等人，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
在我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长中，只有武健华和我两个人被指定参加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一两个小时。
每次守灵人员的名单，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我在读报时发现，除了武健华和我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我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好几位副主任，各个处还有那么多处长，警卫处里也还有十来位副处长，怎么就选中我参加守灵呢?我做了种种推测：也许在警卫组里，我是长期处在警卫第一线的，大概是让我代表第一线的警卫人员。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曾是毛主席警卫班的一员。当时毛主席警卫班的成员，要么不在北京，要么脱离了警卫工作，我则既在北京，又在警卫工作岗位上，特别是仍守卫在毛主席的身边，所以荣幸地成了他们的代表。
吊唁仪式到9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主席的遗体要从大会堂移至某地暂放，并将在那里进行防腐处理，我参与并目睹了整个过程。在起运前，毛主席的遗体先从水晶棺取出，移到密封的氮气帐篷里。新华社长期担任为领袖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从各个角度拍照了毛主席的遗容后，遗体被抬上了专用的汽车。
警卫组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为行动做了周密的考虑，遗体的运送按预先的布置，组织了两个车队，张耀祠带领的一队，护送着毛主席的遗体，出人民大会堂西北门，直接开至某地。汪东兴也在这一队坐镇。
第二队由我组织带队，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对我说：“你再调两个人，乘一辆车当前卫。”我随即召来了庞廷经和高振普。我们这一队也是出人民大会堂的西北门，然后向东经南、北池子，过了北海大桥，从北门进入中南海。
大概不会有人想到，这兜了一大圈，担任迷惑任务的车队的主车上，乘坐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排在党内第一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华国锋在中南海换车时，把我叫进了他的轿车，我们再从西门出来，驶往暂放毛主席遗体的某地。
到达目的地后，华国锋下了轿车，在临下地下室时，他还问我是否跟他一起下去。我想我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地护送到这里，下去并没有我要做的工作，就说：“我不下去了。”
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从开始到结束，长达10余小时，场内外始终庄严肃穆，秩序井然。会场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卫戍部队、公安干警等，共动用警力23500余人，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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