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2017年1号函件《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此函甫一出台，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让我们先把历史的镜头拉向70多年前的1942年。这一年，对曾经“引刀成一快”的汪精卫来说格外的忙碌。1938年他离开陪都重庆逃往河内之前，据说留给政坛老对手蒋中正一封信，内有“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语，给自己的附逆投敌之举描上了一种公孙杵臼式的悲怆感。在河内扭捏的纠结之后，第二年他随日本说客犬养健，半推半就地坐船取道上海，前往南京，开启了他行尸走肉般的最后五年。
1942年的春夏之交，他和著名民国文坛精英周作人老师率南京政府代表团飞往“满洲国”的“国都”新京（长春），一场盛大的典礼正在等待着他：“满洲国”成立10周年。
这一南一北两个傀儡能站到一起也是缘分，溥仪自从被冯玉祥的西北军赶出北京城之后，经过短暂的人生低落，在东北又找到了皇帝的感觉；而汪精卫在“宁汉合流”之后，在和蒋介石的斗法中逐渐败下阵来，在南京找到了国民党总裁的感觉，二人的政治生命起起伏伏，却在新京找到了交汇点，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中，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政治风景。
“满洲国”打出欢迎汪主席的标语
汪精卫在“满洲国”参观展览
5月11日回南京之后，还有一场“喜庆”之事在等待着他：六十大寿的寿宴。几个月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东京，参加“日本对华战争一周年”纪念日。
笔者之所以从汪精卫这条线入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42年的他带出了两个时间关节点：“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和日本“对华开战”一周年（蒋委员长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对日宣战，之前日本只是把侵华战争定性为“支那事变”），这两点能分别映射“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的题中之意。
汪精卫把“程婴”的角色抛给了蒋介石，可是他不明白，中华民族虽然多灾多难，可毕竟不是“赵氏孤儿”。
九一八之后，名实而体虚的中华民国的政治生态，以及整个东亚的军事和外交格局都为之一变。中华民族衣冠所睹，神器之重，伴随着逃往关内的东北同胞的悲鸣，岌岌可危。
有些喜好饾饤之学的史学家们耙梳故纸堆，以证明日本少壮派军官当年在沈阳柳条湖的动作不过是冲动的冒险主义赌博，同一批人也论证过六年后的卢沟桥事变本该是独断的、无预谋的孤立事件。其实即便抛开19世纪末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从20世纪初的所谓“大正浪漫时代”那里，稍有素养的政论者都会嗅到即将破壳而出的日本军国主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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