砒霜治病救人立遗嘱求解剖 他是高晓松舅

记得在高晓松的一期节目中，他曾讲述一位神医用砒霜治怪病的故事。

一天，这位神医的外甥孙女从大庆带回来一个得了怪病的女人。神医给病人把完脉说：“我行医60年，第二次把到这个脉，这是一种极怪的虫子……”

该如何把虫子打下来呢，神医开了一方药：一两剧毒砒霜。

他疯了吗？结果，这个病人服用之后竟打出来一盆极顽固的虫子，便痊愈了。

砒霜竟能治病？而把砒霜变成药的就是施今墨，那个把大庆女人带回家的外甥孙女叫张克群，是不是有点熟悉？

高晓松口中的外甥孙女，就是她的母亲。这样看来，神医施今墨就是“矮大紧”的舅公，不得了！

国医施今墨是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与孔伯华、萧龙友和汪逢春并称“北京四大名医”。

施今墨、孔伯华、萧龙友、汪逢春

1929年，汪精卫的岳母身患怪疾。请遍了西医都未能奏效。眼看着岳母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坚决反对中医的汪精卫还是决定——延请一位京城名医施今墨前来诊治。

施今墨一到，就凭脉诊断出汪精卫岳母的病因是禁口痢。对于病人的症状，也是言之必中，让二人心悦诚服。他开了一贴处方，嘱咐了十二个字：“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随后便离开了。

汪精卫岳母按着处方服用了五贴药，效果奇佳，不吐不泄了，身体也很快恢复了起来，再不用复诊了。

这件事让一向反对中医的汪精卫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医的刻板印象。

而汪的这一转变，在中国中医历史上具有关键性意义。

但这位技超西医的神人，起初却并不是靠医为生的，而是追随革命家黄兴。这身份转变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其实，施今墨本就立志学医。

因为出生于贵州，施今墨原名叫施毓黔。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年幼的施今墨便立志从医。施今墨的舅父是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施今墨自小就有机会接触中医。13岁时，施今墨跟随舅父经历七个春秋的刻苦研习，终于掌握了中医的病理和诊治学问。20岁时就能独立行医。

可施今墨的父亲却坚决反对：儿子若要成大事，从政才是出路。

施今墨不舍放下学习多年的医学，却无奈入学新式大学堂。

但有一个问题必须面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接触到西方进步思潮之后，稍不收敛，就很容易变成老专制老封建中的眼中钉。

施今墨也难逃一劫。因为他反对专制的西斋主持人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就把他开除了。转学到山西法政学堂，又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了京师法政学堂，这才结识了革命家黄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政界开始平步青云。

黄兴

1911年，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参加孙中山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参与立法，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

袁世凯夺权之后，他又被湖南督军谭延闿委任为湖南教育厅厅长。

仕途发展至此，施今墨可以说是享尽时代的荣光。但他对官员的尔虞我诈、官场的争权夺利倍感厌烦，甚至对革命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制度是变了，人心却依然停留在以前。前人为革命所流的血液尚未干却，新的争斗却又接踵而来。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施今墨毅然弃政从医。

1921年，他为自己改名“施今墨”。改名也是有原因的：“一是纪念自己的出生地，“今墨”即“黔”。二是向墨子学习兼爱之道，有医无类，对贫贱富贵一视同仁。三则勉励自己成为当今医学墨准，成为一准标杆。

早前参与革命时，施今墨就曾以行医作掩护，当时他的医术已有口皆碑。现在施今墨一心从医，来请他诊治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当孙中山卧病不起时，施今墨是他的会诊医生。

杨虎城生病时，特地请他出诊西安。施今墨医术高超，药到病除，就有了“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美誉。

左：孙中山 右：杨虎城

但这个名头来的不简单，因为他差点就行不成医。

辛亥革命，革新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努力破除旧文化的渣滓。谁知这竟牵连到了医学，有一大批人开始站出来反对中医，提倡西医。

层一心学医的鲁迅就曾尖锐地批评中医，称“中医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他在《呐喊·自序》和《父亲的病》中就嘲讽中医的故弄玄虚和草菅人命，并发誓“决不看中医”。

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医药就是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曾受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梁漱溟认为中医没有统一可遵循的标准，这近似手艺而非科学。

郭沫若更表示自己宁死也不请教中医，“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鲁迅、严复、梁漱溟、郭沫若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国民政府竟蠢蠢欲动，一度打算废除中医。

1929年余云岫起草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

余云岫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的。早年学习过中医，但到日本留学之后，就被西医折服了。1916年学成回国后，便率先拿中医开刀。

余云岫

他将中医批得一无是处，认为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批评不够，他还主张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此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主持行政院的工作，他的态度对于中医存亡至关重要。但偏偏地，汪精卫也只信任西医，对中医也是大大的反感。

此时，几千年的中医学命悬一线。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医开始奔走呼吁。施今墨联合同行成立了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却还是没有理想的效果。

这时，汪精卫的岳母病了，他请便了西医，可岳母吃了西药之后，还是照样吐照样泻。

汪精卫急了，向众人询问意见。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施今墨这么轻松就治愈了好几个西医都未能治好的病，这让汪精卫开始重新审视了中国的传统医术：原来，中医也是可以治病救人，中医并非江湖骗子。

为了感谢施今墨，汪精卫还特意送匾一方，题字“美意延年”。

自此，汪精卫再也不提取消中医的事情了。

由于全国舆论压力，国民废除中医决议未能通过。经过这一番斗争，国民政府反而意识到中医在文化传承上的重要性，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施今墨被任命为副馆长。

中医终于存活了下来。但要发展依然很困难。因为依靠以往的医书和诊断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中医的辨证施治，在外行人眼里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中医没有严谨成系统的理论、科学可靠的标准、现代化的诊治工具，这些都是中医所缺乏的。

施今墨虽行中医，却并不排斥西医。

他不顾同行反对，引进了西医的病名，还采用西医病名定症，但用中医治疗的方式中西结合，让中医的病理名称更加科学和规范。

他还吸收了西医中检查和化验手段，使病理的诊断更准确。

针对西医中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等，施今墨研发出自己的验方。以后，验方中的“皮肤病血毒丸”、“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还被制成中成药，在今天的药房里我们依然能见到。

1931年，施今墨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这个学院的医学生不仅要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还要学习西医的生理、病理学解剖和药理。

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高年级的学生要在诊室见习一年。

在十几年的办学中，施今墨培养了600余位中医骨干。他们成为中医得以继承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五十年代初，施今墨开始担任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一次，施今墨为周恩来看病，因为紧张，开了方子的施今墨一直没说话。

周恩来问：“开的什么药？”施今墨答：“保和丸加减。”

周恩来笑着说：“原来施老先生的药是要我病好了去‘保’卫‘和’平啊！”

这句话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周恩来总理总是很尊重地向别人介绍施今墨说，“这位是我的保健医。”

后来他遭迫害，也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

弃政从医的施今墨，在杏林里以另外一种方式救国救民。政治的高谈阔论、官场的尔虞我诈不再与他有关。

晚年，施今墨立下遗嘱请求捐赠自己的遗体供解剖：“我是搞医的，我死后一定要解剖火化。”身后捐献遗体的老中医中，施今墨算第一人。

治病救人，有医无类，才是其以身相许的事业。就像其《医戒十二条》所言：

“医之为业，为人而非为己也，故不可耽安逸，不可邀名利，但以救人为本务，除保存人之性命，治疗人之疾病，解除人之痛苦外，更无所事事。”

施今墨的儿子施小墨门诊前立着父亲的医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