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曾国藩的大屠杀对文明之深害

　　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国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

　　一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垃圾，统统革除也在所不惜。

　　中共在上台之初，就是持这种决绝否定态度的，所以毛泽东一伙在五十年代一度要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但是其后，尤其是“邓改开”以后，中共又摇身一变，装扮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

　　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完美无瑕，是圣洁的“神传文化”。如国粹派就是这种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神传文化先不论，以它为完美无瑕，显然失之夸张。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对自己文化的缺点视而不见，而象手电筒一样只照别人。

　　凭心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缺点，它的最严重的缺点，就是缺乏人道主义——即比较残忍。

　　宋亡以后，中国人即便不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民族，也是最残忍的民族之一。

　　阉人制度就是残忍的一大标志，从周朝到辛亥革命一连两千多年实行这一制度的民族，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人；凌迟——这种把人千刀万剐的惨绝人寰惨杀，居然作为国家明正典刑，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不能不说，与文化的缺陷有关。

　　当然，中国文化也不是一直都很残忍，宋朝之前没那么残忍，宋朝更是文明到了取消所有酷刑，大大缩减阉人制度的近代文明前夜。.可惜这一进程又被蒙古的铁蹄踏断了。

　　中国在宋亡以后越来越残忍，蒙、满的征服固然是主因，但也有自己不争气的因素，它以两个汉人为代表，就是朱元璋和曾国藩。

　　朱元璋摈弃宋朝的文明，继承蒙元的野蛮在此不表，但说曾国藩：曾国藩是近代加剧中国野蛮化的头号“功臣”，中共之所以在各国共产党中，都属最为残忍之列（或许仅次于朝鲜劳动党与红色高棉），与曾国藩带来的残忍，密不可分。

　　简明地说，各国共产党都是残暴的，但共产党与尤为残忍的中国近代文化结合起来，就生出了特别残暴的中共。

　　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之所以变得尤为残忍，曾国藩罪责难咎！

　　曾国藩（主要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极端残忍地滥杀无辜，大大加深了中国文化的残忍。

　　2009年，盘古乐队的主唱手敖博、吉他手段信军前往台湾，途径曼谷，特意看望并宴请了正流亡泰国的笔者。席间信奉佛教的敖博说：中国地主士绅遭到中共的残酷屠杀，是曾国藩等人剥皮、凌迟惨杀滥杀农民的报应！

　　余闻言心惊，不禁灵动而神往。

　　以儒家信徒为代表的人则辩称：曾国藩杀的是天平天国暴徒，那些“贼”人该杀！杀那些人是仁义！

　　问题是，曾国藩的屠杀，远远超出了太平天国成员的范畴，不折不扣地是滥杀无辜：

　　曾国藩指挥湘军顺江而下进攻天平天国，从九江到南京，湘军攻一城屠一城，直杀得“鸡犬不闻三千里”，湘军将领彭玉磷都感叹：“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复九江屠城》）。

　　其中，著名的大屠杀有三次：

　　1858年屠江西九江，湘军将守城太平军暨其家属两万多人全部杀光，又大杀城中百姓，城中积尸数万，被抛尸长江者更难计数；

　　1862年屠安徽宁国府，老百姓被杀者难以计数；由于尸积如山，幸存者太少，两个月后城中尸体还无人收埋；

　　1864年七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立即执行曾国藩的屠城政策，三日之内，二十多万湘军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南京城内数十万老百姓惨遭屠杀，其中许多人是幼儿、老人和妇女；时在曾国荃军中的赵烈文（曾国藩幕僚）见证：“••••••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湘军纪》）。当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南京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而经过湘军的浩劫，史载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没有，全城几乎变为空城。

　　这就是湘军版的南京大屠杀！它比起七十三年后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赵烈文估计：湘军之屠南京，杀了二三十万人；但后人评估，遇害人数远不止此数，因为太平天国全盛时期南京有一百多万人口，而太平天国灭亡十一年后的光绪元年（1875年），“江宁”（即南京）人口仍不及五十万人。

　　然而莫大讽刺的是：制造日军版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和谷寿夫成了战犯，早被判处死刑，而制造湘军版南京大屠杀的曾国藩，迄今荣享“圣人”牌位、仍然受到顶礼膜拜。

　　面对如此故意屠民滔天罪行，冠名“儒家”的人仍无耻地辩称：这是镇压天平天国的必须！

　　但曾国藩的滥杀老百姓，并不仅限于太平天国占区，早在湖南兴办团练时，曾国藩就在省城长沙设立“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有一次曾国藩抓到十一个据说是抢了米行的农民，曾国藩竟然连审都不审，下令把他们全部砍头；曾国藩在湖南竭力鼓动滥杀滥捕，提倡团绅捕人，要求：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湖南并非太平天国统治区，试问：此种滥杀，是镇压太平天国所必需吗？

　　可见，曾国藩的滥杀，远远超出了镇压太平天国所必需，他的滥杀，是大规模的蓄意谋杀，曾国藩就是谋杀犯。

　　曾国藩不仅大规模地滥杀无辜，而且杀人手段之血腥残忍，世所罕见，超越人伦底线，完全可以用禽兽不如来形容：

　　在围攻江西兴国、大冶的战斗中，曾国藩把俘获一百三十四名太平军，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迟”；九江战役中俘获十二人，曾国藩命令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曾国藩命令“就地剜目凌迟”。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湘军纪》载，“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曾国藩命令）杀死后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生吃人肉是什么行为？这难道不是食人恶魔的行为吗？

　　这就是曾国藩儒家道德“圣人”真面目！这就是李劼所赞颂的曾国藩内心“修为”的真相！

　　有以“儒徒”为代表的人辩称：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古人，曾国藩式的滥杀，在当时的时代是很常见的。

　　这完全是对历史无知的想当然。按今天的道德标准滥杀无辜是大罪，按当时的道德标准，滥杀无辜真的就不算什么吗？

　　在率军讨伐太平军之前，曾国藩在湖南的大杀滥杀，曾惹得舆论大哗，落得“曾剃头”的骂名——请注意：“曾剃头”的绰号，并非来自太平军，而是来自曾国藩自己的湖南老乡！

　　当时目睹湘军的屠杀，不少士绅、甚至连满清的地方官都看不下去，他们曾上书清廷弹劾曾国藩，指控曾擅杀良民。（但清廷置若罔闻，反而多次下诏表彰，这反映出满清政权的非法性）

　　湘军屠城的血腥残暴，甚至连湘军的将领都看不过去。湘军大将彭玉麟就先后于1861年安庆屠城后、1864年南京屠城后，两次致函曾国藩，要求曾国藩“大义灭亲”——即杀掉屠城的直接责任人曾国荃，曾国藩置若罔闻。

　　以上能够反映出：滥杀无辜按当时的道德标准稀松平常、不算什么吗？

　　无需比历朝中最为文明的宋朝，比比明朝如何？万历年间，为了反抗太监孙隆征税，苏州人罢市、游行示威、殴打明廷税监，有人提议动用军队镇压，“但太守（总兵）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一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招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切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吴葛将军碑》）。

　　更早且在汉族正统王朝中最为残暴的明朝人，都知道不能动用军队滥杀老百姓的常理，这能够说明古人的道德标准，不以滥杀无辜为大不了之事？

　　曾国藩何止不符今日的“普世价值”？他既不符合古道，也不符合“儒道”。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

　　试问：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曾国藩符合什么儒家之道？

　　难怪儒家信徒蒋介石在日记中会批曾国藩“近乎伪”，蒋介石最崇拜的是王阳明，而非曾国藩。

　　难怪毛泽东会对曾国藩五体崇拜，他直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显而易见，曾国藩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腥风血雨，大大地加深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残忍，但把这种残忍大而化之，深深影响后世的，却是曾国藩身后的满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

　　鲜有人注意到：正是以贼鞑子伪咸丰和叶赫那拉们为代表的满洲妖孽，把杀人权下放——给予了曾国藩、叶名琛、骆秉章、李鸿章之流惨杀、滥杀的权力（百年后，毛泽东把这种手法玩得炉火纯青）；

　　而更是殖民中国的满洲妖孽们，一次又一次地表彰曾国藩们滥杀、惨杀，并给予了杀人犯们“曾文正公”等荣耀和地位，终于使得杀人犯文化登堂入室，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主流，以致独裁者中良心和善根都很大很深的蒋介石，都未能免俗。

　　可见贼鞑子满洲妖孽树立的这个“曾武歪公”，其流毒之深！

　　呜呼！满清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仅次于中共的戕害，世间有几人能明了！？

　　有以“儒徒”为代表的人，以中共曾经批判曾国藩，来为曾国藩辩护。其实，中共批判曾国藩是在毛泽东时代，且以马列阶级论的角度进行批判（因中共自命是造反农民阶级的同盟），中共批判曾国藩代表的“阶级”，而从未批判曾国藩的惨无人道，更未提及他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毛共以阶级论批判曾国藩是错误的，不等于“邓改开”时代重树“曾文正公”就是正确的。

　　将曾国藩这么一个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杀人犯长期奉为圣人，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耻辱、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不重新审视曾国藩的滔天罪孽，人道主义在中国就树不起来，而中华文明的缺陷无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