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盐如何压垮大明王朝？

　　嘉靖帝登基的第29个年头，最为煎熬。

　　这年六月，鞑靼土默特部俺答汗率兵侵入大同，八月更是陈兵北京城外。

　　自嘉靖即位以来，延绥、山西、陕甘、辽东等地区就常常受到蒙古部族的侵犯，常年用兵使得边饷告急。如何解决边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嘉靖皇帝。

　　朝廷之上，一边是重兴在边纳粮开中的建议，一边是商屯不可复的呈请。嘉靖帝很难抉择。

　　但蒙古兵近在咫尺的惊心动魄，让他突然有了改变的决心。只是他也许未曾想过，小小一粒盐的事务，最终却造成了晚明变局的连锁反应。

　　需要了解到的名词

　　开中  让商人把米粮输送到边区的指定地点，然后换取盐引（卖盐的凭证）作为报偿的政策。

　　盐引（引目） 富商人贩运、销售食盐及纳课的票券，可以理解为公债券。商人皆按引配盐，每引盐在数百斤至数千斤不等。

　　正盐  明代食盐专卖，盐场灶户（官方指定生产食盐的人）按规定每年要向仓库上交的定量食盐，称为正盐。

　　余盐  富余灶户在正盐之外生产的食盐。

　　边商  靠近边区纳粮拿到正盐售卖凭证的商人。

　　内商  靠近内地盐场买补余盐的商人。

　　难以恢复的旧政策

　　重兴在边纳粮开中，是嘉靖在位前十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本来在弘治和正德皇帝在位时，大臣们就已经纷纷呼吁过的，然而正德皇帝是一个精神变态者（藤井宏语），使这一朝代的政治和其他一切方面都处于混乱状态。真正着手处理的是嘉靖。

明朝北方防御蒙古等的九个边镇。

　　据说明初为了解决北边军镇的粮饷问题，朱元璋设计了一套叫做“开中法”的政策。所谓开中法，就是让商人把米粮输送到边区的指定地点，然后换取盐引（卖盐的凭证）作为报偿。

　　到了成化末年，发生了一系列改革，商人不要再大老远地把盐运到边地去，而只需去盐运司衙门交银子就可以获得盐引，再由盐运司把银子解送户部，户部分发给边镇。

　　只是，运到户部的银两，难免就会被挪作他用，很难保证专作军饷。

　　某些大臣们开始认为，只有重新实行边防纳粮开中才是根本之道。嘉靖七、八年间，杨一清、王宪、霍韬、胡世宁等奏请在边纳粮的上书再次递到了皇帝那里。

　　嘉靖也知道，让商人在边防屯田（商屯）不可能再兴，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最终，嘉靖同意：“召商上纳本色粮料草束，不许折纳银两”，并强调：“其商人自出财力，开耕边地，上纳引者者，听”。 

　　这就是《明史》所说的“嘉靖八年以后，稍复开中”的时期。

　　然而，这时候的白银流通和商屯没落的覆水难收，根本不可能回复到成化以前的样子。事实上，虽然淮、浙、长芦和山东等运司过去的正盐在司纳银开中不再进行，但所谓的“纳粮”也并未落实，边镇更多时候也只是纳银了事。

　　为了引粮入边

　　正盐纳粮开中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嘉靖甚至开始怀疑盐法变乱是余盐导致的，曾一度想要取消余盐。

　　什么是余盐？

　　明代的盐场，灶户（官方指定生产食盐的人）按规定每年要向仓库上交定量食盐，称为“正盐”，富余灶户在正盐之外生产的食盐，叫做“余盐”。

　　明中叶以后，正盐常常是不足支付给盐商的，这时候就需要用“余盐”来补充，而这项工作交给了商人自行购买，但同时朝廷也没有对购买量做数额的限定。

　　也就是说，虽然两淮盐区表面上每年发行70余万引的正盐，但实际上，由于余盐的不定额，所以实际的行盐量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

明代制盐法。图截自《天工开物》。

　　余盐一般并不用开中，而且余盐也没有引目，“止令本商纳价，输部济边”。[8]这结果导致了余盐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正盐。

　　况且，盐商可以只买补余盐，而不买正盐，被用来支付边防士兵的军饷数额越来越小。

　　不编引目的余盐，实际上形同私盐。但随着在边开中的复兴，要求添刷引目的议论也由此而生。

　　嘉靖五年，御史戴金建议，“每正盐一引许带余盐一引”，将正盐的经营与余盐买补捆绑发放。

　　经过三年的讨论，嘉靖八年确定了“一引正盐”搭配“二引余盐”，即一引量的正盐只能买补二引量的余盐，限定了余盐的数额，并且正式明确：“正引于各边纳粮草，余盐纳银运司解部”。 正引（正盐的引目）要到边镇交纳粮食才能得到，而余盐则在盐运司那里纳税，解交户部。

　　这样一来，余盐的引目也就被编定下来。如果盐商想要买补余盐，就得先从在边纳粮开中那里搞到正引才行。

　　明代的盐法规定，盐商从盐产地运了盐，需要运到朝廷指定地点（批验所），进行检查，官员确定没有多运（学名掣验）放行后，才能销售。

　　余盐纳入“经营许可”体系后，也要像正盐一样，到批验所检查一番。

清代的官发盐引执照。

　　“一正二余”的搭配，使大量余盐进入，批验所突然间增了两倍工作量，批验人员根本不可能及时查完，盐商们只能排队等着。

　　靠近边区纳粮拿到正引的“边商”如果要是像过去等掣验完了把盐再卖个卖给水商（把盐运到各地销售的盐商），就需要等候很长时间。

　　食利的商人当然不会这么做，于是产生了边商与内商（靠近内地盐场买补余盐）之间的盐引交易。而内商，由于制度的限制，也需要购入正引。

　　边商、内商之间的盐引接买关系就这么形成了。

　　这样一环扣一环，促使在边开中的实行。

　　罪魁祸首的新名目

　　嘉靖不但没有取消掉余盐，而且还在正盐、余盐之外，又弄出了个“工本盐”。

　　也许是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京城一游”，让皇帝寝食难安，终于下定决心搞大边饷。

　　这一年年底，嘉靖准了御史杨选的建议，一改余盐不开中的旧例，将两淮余盐同正盐一体开边。

　　当然，结果证明这只是一时冲动，过了两年又默默地恢复在司纳银。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嘉靖三十二年，两淮巡盐御史黄国用等人，联合向嘉靖进言：将两淮运司割没的盐银，扣留8.2万余两，作为灶户的工本银，用来收买灶户的余盐。

　　这部分收买的盐，就叫“工本盐”，经朝廷核定，增了35万引（一引盐通常为200斤），连同两淮正引，共计105万引，“俱作正盐开边”，并且还允许工本盐也照往例捆绑余盐引目发售。

　　作为两淮盐法崩坏罪魁祸首而著闻的工本盐就这么出现了。

　　正盐、工本盐及附加的余盐，使食盐行销的总额已经远远超过明初额盐量的四倍。

　　这突如其来的增额如何消化掉，任性的皇帝可能没有细想，总不能要老百姓每天吃上比以前多好几倍的盐吧？庞大食盐量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被消费，积盐成了最大问题。

明代盐场分布。

　　何况此时还有一堆人在排着长队的批验所等待掣验手续呢？

　　工本盐一来，排的队更长，等通过检查时间也更长。手握大批正引的“边商”也好，从“边商”那里买盐引的“内商”也罢，都要干巴巴地等上好几年。

　　扬州城南钞关以东的运盐河畔，堆盐成山，“有数年不得掣者”。盐的壅滞，让商人手中的盐引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边商、内商因此陷入困境：“运司积盐日多，累如山阜，引至无所售，边商不复报纳，盐法大滞”。

　　那能不能插个队呢？

　　暂不去管那些往官员手里塞银子暗中优先检查的小动作（想必这时也不是一点银子就可以搞定），当然也有人提出光明正大插队的政策，即“超掣河盐”——直接以食盐，通过运盐河船运检查，而不用上岸检验，有点像现代紧急情况下开辟的“绿色通道”。

　　这本是专为边商所设，然而内地的大盐商（又称为“坐司大商”）耍了点手段，垄断了这一权利。这些大盐商在历史文献中称为“囤户”。

　　囤户垄断了“插队”的权利，并以极低的价格购置大量囤积的盐引，并利用“超掣河盐”从中捞取利润。据说利润总量和政府盐课银收入总额几乎相差无几。

　　就这样，工本盐加上囤户的从中剥削，使得壅滞已极的盐法迅速崩坏。在边开中纳粮也彻底执行不下去，“利归于囤户，而害及二商（边商和内商）”。“边商逃者，十去其八”。

　　盐、军饷，以及王朝的垮掉

　　工本盐的祸害罄竹难书。御史朱炳如就谴责称：“工本盐不罢，不唯无益边饷，商灶两困，将并无往时正盐常利，一切失之。”[16]虽然嘉靖四十四年，皇帝终于决定废止工本盐了，但有很多史料表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工本盐还依然存在。

　　嘉靖皇帝大半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淮浙的盐商能够再度重返北边，以粮饷解决边镇的军饷问题，然而不但盐商没有北归，他们反而在贱价收购边商的盐引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成为了囤户，并且造成内商和边商的崩溃。

　　嘉靖的目的在于解决边防和边饷问题，然而不但问题没解决，自己还捅了个大窟窿。

　　囤户的出现，整套旧盐法已经无法继续运行下去。隆庆二年，罢河盐。四年，罢官买余盐。然而为时已晚。

　　万历四十五年，一套叫做“纲法”的盐政新制度确立。20年后，明朝灭亡。很多被人熟知的“纲法”内容可能是在清朝才建立起来的。

　　历史上常常称纲法为汉武帝以来中国盐法史上划时代性质的重大变革，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忘记嘉靖皇帝的“助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