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建立大一统帝国算起，在中国，皇权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的过程。西汉初期政府皇室尚不分，政府相当于皇帝私人办事机构；到汉唐政府与皇室逐渐分离，内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皇室在政治领域全面退缩，公共化的政府成为管理国家政治外交的唯一合法机构。到了明朝，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不但皇室的权力萎缩，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也进一步萎缩。皇帝对经济财政的控制权也完全丧失，较之宋代皇帝可以把大量财政收入纳入内帑私库，这是更进一步的衰落。
宋朝皇帝还可以通过任命宰相来和政府部分文官结成联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有一定的管控权力。到了明朝太祖成祖之后，皇帝的这点权力也被剥夺，在政府内真正成为孤家寡人。
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以后，在国家事务上，任何违背文官集团意志的行为，皇帝都寸步难行。设想一下，皇帝处于文官集团的包围中，信息是文官集团提供的，建议是文官集团给出的，应对措施是文官集团诱导的，最后的决策是要经过文官集团同意的，这样，在国家事务上，皇帝要想不成为傀儡，不被文官集团牵着鼻子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够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关的事务，但即便是这个领域也并非那么如意，往往也受到文官集团的阻挠、干涉。
俗话说，物极必反。当皇权被削弱到这样一种极限的时候，也必然会产生一定反弹。明代产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属的暴力机关、司法刑讯机关，这就是有名的锦衣卫和东厂（明代还设立过西厂、内行厂等，其性质和东厂类似，为期甚短，所以不做专述）。
通过锦衣卫和东厂，皇帝可以绕开国家政府的司法部门，直接进行侦查、逮捕、审问活动，直接按照个人意志对不满意的人进行暴力惩罚，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诏狱刑讯折磨。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是皇权极度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结果。也可以说，这是皇权被打压到极低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
如果宋代皇帝的权力还足够让他们有自信通过政府部门来施行自己的统治，那么到了明代，皇帝的权力已经萎缩到让他们彻底失去这个自信了，他们不得不在政府之外另辟门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表面上这些机构的设立和两位皇帝个人的风格倾向有关系，但实质上，背后有其必然性。如果这两位个人能力超级强悍的皇帝在庞大的文官系统面前都力不从心，而不得不另设机构来增加力量，那他们的子孙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如果明太祖像宋朝一样，采取搜刮民财用高俸禄以及其他种种优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轻刑来收买整个文官阶层，不废宰相以分化笼络部分文官，借此维系皇帝个人统治也是可以的，甚至对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来说更省力。
但如此一来，明朝就不过是宋朝的简单重复，甚至会比宋朝更糟糕、更软弱。因明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更加普遍化，文官的数量和势力都更为庞大，使用妥协收买政策只能让国家更加衰弱腐败。真实的明朝至少还能在万历时期有力量出兵朝鲜，打败刚刚从战国时代锻炼出来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而一个宋朝化的明朝是断然做不到这点的。
正因为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才存在一定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否则就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皇帝的地位恐怕比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还不如。
但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能发挥作用也有其前提条件。首先，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很威风，但实际力量很有限，到中后期还未必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是无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规军相比的。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锦衣卫和东厂才能发挥作用。其次，锦衣卫和东厂虽不受政府管辖，但本身却是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这类机构就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舆论这东西不可小看，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沉痛的代价。故此，明朝皇帝并不可以随心所欲滥用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属于建国初期，后来的明朝皇帝出于自己意志廷杖大臣，把人抓进诏狱，一般都是因私人事务被大臣们评头论足、管头管脚，这才恼羞成怒，动用那些权力。
先看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明仁宗的例子。明仁宗时期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了一份疏，因为仁宗登基要更换一些侍女，他不知根据哪来的小道消息，硬说仁宗在父丧守孝期间近女色。光从这个疏就可看出李时勉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为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成天像现在的狗仔队一样以窥探皇帝个人隐私为能事。不要说是皇帝，正常的普通人大概对这种胡乱干涉个人隐私的病态行为都会痛恨恼火到极点。仁宗的脾气还算是比较好的，看到这份奏疏后虽然恼火，但还是耐心地把李时勉叫进去，告诫他不要根据流言蜚语大做文章。可是李时勉似乎觉得这正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大好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李不但不认错，反而变本加厉如长舌妇般当着皇帝的面进行侮辱。仁宗的脾气再好也忍无可忍，当即让锦衣卫把李时勉打了一顿，断了三根肋骨，又关进诏狱中。
从整个事件过程看，李时勉可谓咎由自取。明仁宗被他气得不轻，本来就是非常肥胖的人，这么一气，造成猝死。
古人医学知识不足，还认为明仁宗一直健康，死得很蹊跷，明人黄景昉称仁宗“实无疾骤崩”。于是胡乱猜疑，把仁宗说成是好色过度突然死亡，甚至猜疑是宣宗弑父。不过李时勉倒当真凭借这种阴暗的小人行径，捞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来。
在皇帝有锦衣卫等直属暴力机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只怕皇帝真要被这些文官欺压得不像样子了。（作者：杜车别，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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