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名号：杀手蔡元培

　　名字多，头衔也多

　　介绍蔡元培是个麻烦的事，首先是名字多，本名是蔡元培，又化名蔡振、周子鱼，先是字鹤卿，又字仲申啊，民友啊，孑民啊什么的，反正一大堆，估计厉害的人物都有这么多字。

　　其次头衔也多，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学问家，等等。

　　当过国民党的中央执委、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等，都是部级大员来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当过北大的校长。

　　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蔡元培去北大教书之前是干什么的，他是造炸弹搞暗杀的。他也不是一出生就造炸弹搞暗杀的，在造炸弹搞暗杀之前，他也还是教书的，这其中有一段故事。

　　大凡厉害人物，都有一个传奇的少年经历，蔡元培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基本够得上传奇。

　　正当亲友觉得他前途无量时，蔡元培却甩手不干。1898年10月，本当大展身手的蔡元培却打了个长期休假报告，悄悄地离开北京，跑回老家去了。

　　跑回老家干嘛呢？教书，脚都还没歇下，蔡元培就接受绍兴知府的邀请，跑去邵群中西学堂当校长去了，连村官都不是。

　　放着前途无量的党校干部不做，非要跑回去做个连编制都没有的教书匠，一般人还未必敢，但蔡元培敢，他就是为教育而生。

　　到校后的蔡元培，踌躇满志，聘任新教员，修订新章程，还把政府严厉查禁的《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拿来给学生看，学堂内一时哗然。

　　有人改革，就有人阻拦，还是在大清朝的眼皮子底下，旧派教员薛炳、任秋田就特别不服，但又没有炸弹，也没有手枪，就打小报告，请学堂的督办徐树兰干涉。

　　徐树兰一听，急了，将大清帝国的专制主义核心价值观“正人心”的上谕送来，让蔡元培挂在学堂上，每天对着看几遍，好好改造一下思想。

　　蔡元培一听，火了，这算什么，你挂我就辞职。学督以为他在吓唬，坚持要挂，蔡元培真来劲了，愤而离去。

　　在一个腐朽没落还如此冥顽不灵的朝廷下谈教育救国，那简直是个笑话。蔡元培开始了他的炸弹救国。

　　1904年，蔡元培秘密加入了杨笃生成立的“暗杀团”，“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成了名副其实的刺客、杀手。

　　是杀手就得杀人，“暗杀团”的首要目标便是大清帝国的最高领导人——慈禧。

　　他们最先想到的是“投毒”，有人配置出氰酸，蔡元培弄来一只猫，灌了几滴，猫便死了。毒药是配好了，但问题来了，你怎么投给慈禧呢？

　　投毒不行，蔡元培想到了炸药，可以在慈禧出行的路上埋伏，或者干脆挖个地洞到慈禧的寝宫下面，再将其炸死，也不是不行。后来汪精卫就是这样做的，差点就把摄政王载沣炸死。

　　蔡元培带领研制小组，买书籍、买材料，日夜攻关，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出来，准备伺机而动。

　　11月19日，暗杀团成员万福华在上海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被捕入狱。暗杀团成了恐怖集团，老窝也被清政府给端了，蔡元培只好藏了起来，短暂的刺客也就告一段落。

　　第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加入其中，并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的主持人，还是黄兴亲自将孙中山的委任书送到上海。

　　就这样，蔡元培便跟着孙中山干革命去了。

　　从唐至清，1200多年，翰林何其多，然而，以翰林身份，造炸弹、搞暗杀、干革命，除了蔡元培，世间再无第二人。

　　意外的首任教育总长

　　1911年，意外的武昌起义却意外地成功了，而孙中山也意外地成为了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蔡元培则意外地成为了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在这之前，蔡元培也没闲着，以不惑之年去德国留了四年学，准备迎接他的天降大任。

　　好歹也是个正部级官员吧，孙中山却告诉他没有办公室了，你自个想办法吧。蔡元培最后还是在马相伯的帮助下，在外面租了三间房子算作办公室，也够寒碜的。

　　搞定办公室后，蔡部长从大街上招来了一辆人力车，前去拜见大总统，不给钱，也不给人，就给了一块教育总长的大印，蔡元培又坐着人力车回来，这个教育部才算是正式开张了。

　　办公室和大印总算是有了，但是个光杆司令。办公室可以寒碜，人不可以，不但不可以寒碜，还必须是一流的，鲁迅、许寿裳、王云五等一群牛人便是这个时候被蔡元培发现，并请进教育部的。

　　总共也就三十来个人，办起事来比现在动辄上千上万的部门还牛，短短的两个月里，他们分别起草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以及大学的各项制度。

　　“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实于此时大略完成。”后来的北京政府正是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壬子癸丑学制”。

　　蔡元培还首次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写进了中国的教育政策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

　　一般人还真没有这样的气魄和胆量，蔡元培就是这样牛！

　　蔡元培又辞职不干了

　　据统计，蔡元培一生辞职24次，在一个政治混乱、黑白颠倒的年代，辞职其实是一种自我保全、以退为进的手段，当然，前提是你得有那个实力和气魄，不然就是作死了。

　　1912年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蔡元培又辞职不干了。袁世凯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答：“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不卑不亢、掷地有声，蔡元培以46岁高龄又跑到欧洲游学去了。

　　三年后，袁世凯早已命丧黄泉。一份来自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急电再次撩动了蔡元培平静的心：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急，先祈电告。”

　　或许正是“教育宜急”这四个字真正打动了蔡元培的心，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启程回国。

　　身边的朋友却并不看好这件事：

　　吴稚晖说：孑民啊，这天下事呢，你说办得呢，它又办不得；你说办不得呢，它又办得。（意思就是：呵呵，元培啊，你不要那么天真！）

　　汪精卫说：孑民啊，北大太腐败了，那群学生不是打架就是逛窑子，你要小心你的名节啊。

　　蔡元培还是要去：“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抵达北京，当天的报纸上是这样登载的：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成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

　　蔡元培注定要改写历史。

　　大学真精神之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之前，北大是什么样的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采访一下附近的妓女。

　　在北京最为繁华的烟柳之地“八大胡同”，就流传着“两院一堂”的说话：来这里寻欢作乐的大爷，多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指的是参议院、众议院，最高立法机构；“一堂”呢？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全国最高学府。

　　说北大学生爱逛窑子，还真没冤枉。

　　在学校里面，学生都不叫学生，叫“老爷”；老师也不叫老师，叫“中堂”。有“老爷”上课还随身带着跟班，上课时间到了，跟班跑到老爷面前，口呼：“大人，请上课。”

　　体育课更搞笑，体育老师都是这样对学生发号施令的：“大人！向右转！”“大人！向左转！”

　　这样的地方，能培养出人才那就怪了。

　　蔡元培决心改革！

　　五天后，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针对学校的不良风气，蔡元培提出了三项要求：“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挚爱师友”。

　　并开宗明义，阐发他对大学性质的理解：“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的话掷地有声，足以让大雪中的北大为之震撼，也正是从蔡元培的这一句话开始，中国的大学才真正地拥有其独立的人格：大学就是大学，不是权力的依附，更不是你升官发财的阶梯。

　　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大学真精神之二：兼容并包，囊括大典。

　　要改革，就要有人才，作为校长，不但要会识人，还要会留人、挖人。挖墙脚，蔡元培最擅长了。

　　1917年1月，北京西河沿胡同中西旅馆，天刚亮，蔡元培就带着他的金丝边眼镜缓缓而来，探望六十四号房客。

　　“他还没起，我去叫！”伙计答。

　　“不必，给我拿条凳子来就行。”堂堂北大校长，一大早便坐在凳子上等待着这位神秘的六十四号房客，而且，不是第一次来了。

　　这位客人并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名儒，论功名，只是穷酸个秀才，他叫陈独秀，蔡元培要请他做北大的文科学长。

　　看到门口的北大校长，陈独秀吓了一跳，便开始了他们读书人式的对白：

　　陈独秀：“失敬，失敬。”

　　蔡元培：“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乃为聘请之事而来。”

　　陈独秀：“谢先生美意，只是在下才疏学浅，恐难担此重任。”

　　蔡元培：“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定当竭力为之。”

　　陈独秀：“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

　　蔡元培：“愿闻其详！”

　　陈独秀：“第一，仲甫既无博士学位，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文科学长？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出刊一期，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

　　蔡元培笑了笑：“好办！”

　　就这样，陈独秀硬是被蔡元培请来了北大。学位怎么办？蔡元培给他发了张“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证书；《新青年》呢？被搬来了北大。

　　除了陈独秀，还有梁漱溟。

　　1917年，年仅24岁的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因分数不够，遗憾落榜，就在他伤心失落的时候，却意外地收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

　　原来蔡元培看了梁漱溟写的《究元决疑论》，第一次用西方现代学说阐述佛教理论，根基甚厚，“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

　　要是搁现在，这个大学校长肯定是要引咎辞职的。

　　陆续被蔡元培请来的还有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然而，就是这群人，日后酝酿了一场改变中国，影响至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历史证明，蔡元培的眼光果然独特。

　　学校的老教授怎么办？蔡元培说：“视其学术造诣，该留的留，该去的去。”

　　有几位英、法教师的饭碗就被蔡元培给砸了，他们不服，扬言要去法院告，弄得外交总长亲自过问，差点引发外交事故。

　　英国公使亲自登门造访，先是劝诱，然后威胁。蔡元培不为所动：“绝无可能！”

　　被留下来的有谁呢？拖着鞭子的辜鸿铭、带儿子上妓院的黄侃，会移动的书架陈汉章，以及马叙伦、沈兼士等人，都是一流的学者。

　　于是，在北大形成了这样神奇的一幕：一边是拖着鞭子、穿着长袍的晚晴遗老在讲着流利的英语，一边却是西装革履、皮鞋手表的文艺青年在讲着孔子和老庄。

　　这边是恃才傲物的黄侃对着学生大谈“妻丧速归”，那边却是温文尔雅的胡适“谢谢，不去了”的巧妙对答。

　　兼容并包，囊括大典！也只有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才有如此的魄力与胸襟：只看学问与格局，不看政见与观点；哪怕你是晚晴遗老，只要学问了得，同样受人敬重。

　　在这里，不用背黎元洪总统的讲话，更不用挂中华民国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学真精神之三：教授治校。

　　1922年10月，数百名学生在宿舍门口集合，然后集体向北大红楼包围，高喊拒交讲义印刷费，要求学校收回成命，这便是著名的“讲义风波”。

　　蔡元培闻讯，立即赶往现场，一改平时的温良，告谕学生：“你们闹什么，这是教授评议会做出的决定，你们必须服从。”

　　学生被震住，大部分散去，仍有一些学生不予理睬，甚至涌进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

　　蔡元培毫无惧色：“谁敢违背教授评议会的决定，我给你们决斗。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

　　学生从未见过如此阵势，纷纷退去。

　　在蔡元培的心中，哪怕是“民意”，也无法动摇教授评议会的决定。因为那是学校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这便是“教授治校”的威力。

　　蔡元培刚进北大时，沈尹默便建言：“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

　　蔡元培深以为然，完全采纳，教授评议会就此成立，校长为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教授每科2名，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一年。

　　随后还成立了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北大教务会议有个旧习惯，一律用英语，严重影响效率，蔡元培规定：以后一律用中文。

　　外籍反对：“我们不懂中国话。”

　　蔡元培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便是中国话？”

　　外籍教授无言以对，从此会议一律改为中文。

　　教授治校，工作的效率如何？只看一点，当时数千人规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各司其职。

　　如此效率，足以让现在有着庞大行政系统的高校为之汗颜。

　　教授是大学的核心，没有了教授，一所大学也便失去了意义。教授治校，才是一所民主大学应有的模样，让一群只懂得形象工程的官僚去管着大学的发展，有未来才是怪事。

　　大学真精神之四：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1919年春，巴黎举办的“和平会议”，并没有成为人们期待中的那样大获成功，山东的权益竟被日本所侵占，举国激愤。

　　5月4日，北京各校共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得知学生将采取行动，他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全力阻止，而是保持某种“放任”的姿态，对于学生的爱国之举，蔡元培内心是同情乃至赞成的。

　　行动却出人意料，甚至出现焚宅殴人的越轨局面，最终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20人，这是蔡元培所不能容忍的。

　　这一次，他完全站在学生的一边。

　　当天晚上，蔡元培来到三院礼堂上，对着学生讲：“发生这种事，我这个校长要引咎辞职，不过在我辞职之前，一定会把三十二位学生保释出来。”

　　蔡元培四处奔走，联络其他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一再同北京政府交涉，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最后以身家作保，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迫于压力，当局最终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蔡元培率领全体师生亲自迎接。

　　当大家都以为事件已完美结束时，蔡元培却因为营救学生而得罪了当局，尤其是亲日派，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且不愿意因个人去留而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蔡元培决定辞职。

　　5月9日，蔡元培割掉长须，登上南下的火车，悄然离开了北京，并于《晨报》刊登声明一则：“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

　　蔡元培要辞职，北大的学生和老师却不同意，学潮再起。

　　5月19日，北京各校再次罢课请愿，要求政府迎还蔡元培，学生还亲自组成了“南下代表团”，由张国焘带队，亲自劝返。

　　9月12日，蔡元培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世间再无蔡元培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然后昏厥过去。两天之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年七十三。

　　然而，这位曾经以一己之力影响着整个时代变迁的北大校长，死后竟无一间屋、一寸土，还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用，就连入殓时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

　　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道德文章，深孚时望”、“推行注意，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发表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之前，北大校长无数，蔡元培之后，北大校长依旧往来不绝，然而一提起北大校长或是大学校长，我们最先想到的却一定是蔡元培。缘何？因为他凭借着一己之力，却缔造了中国大学应有的模样和精神。

　　正如杜威所说：“以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