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如脱兔：毛泽东、杜鲁门和1949年现代中国的诞生》(A FORCE SO SWIFT：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凯文·珀雷诺(Kevin Peraino)著
凯文·珀雷诺的这本精彩纷呈的书讲述了1949转折之年的故事。是年，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上台，发生剧烈变化的不只是中国国内的局势，还有中美关系。美国曾在数十年间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组建战时联盟，此后一头扎进与中国的冷战，随后是热战（在朝鲜半岛），接下来的几十年，两国外交几乎完全中断。
透过一群声名显赫的人物的视角，《动如脱兔》详细纪录了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其中包括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美国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 Douglas MacArthur)、“大元帅”蒋介石、蒋夫人、毛泽东、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领衔主演则是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他那浮夸的八字胡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称为“政策规划的重大成就”。珀雷诺的叙事并没有把读者带到欧洲，作为战后全球秩序的一次“创世亲历”（此处借用了艾奇逊回忆录《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的表述。——译注），而是让读者置身于蒋介石败给毛泽东之后席卷亚洲的那种含糊而矛盾的风暴系统的创始之时。“我到得正是时候，眼看着他在我面前崩溃，”艾奇逊感叹道。这种所谓“失去”中国的观念，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历史进程，直到今天美国仍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应对一个愈发自负的中国。
1949年，艾奇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做出军事回应的压力，但他坚定地予以拒绝。在欧洲，马歇尔计划和北约(NATO)让美国显出坚决反对苏联、站在民主阵营中的姿态。但在亚洲，艾奇逊表示，“现在显然是共产党占据了优势”。他拒绝按照在中国传过教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议员周以德的要求行事。周以德坚称，鉴于亚洲将发生“影响未来一千年的大事”，美国应该对抗毛泽东，就像此前在欧洲对抗斯大林一样。“我永远也无法理解，我们为何无法拿出一项能同时在两大洋行得通的政策，”他抱怨道，尤其是在那些“信奉真正自由”的中国人面对“灾难”之际。
自称是实用主义者的艾奇逊，和他的政策规划司司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一样，认为毛泽东的胜利是由“超出我们控制力之外的巨大深刻的本土力量”带来的。由于贪污腐败盛行，蒋介石的“大厦看似即将倾覆”，促使艾奇逊呼吁进行“战略克制”，并打造一个旨在遏制中国的“大新月形保卫圈”，正如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所言，华盛顿可以采取“某种观望政策”。
但随着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艾奇逊担心杜鲁门的威尔逊理想主义或许会推动其更积极地反对共产主义的“虚假哲学”。事实上，即使凯南宣称美国“尚未真正做好带领世界走向救赎的准备”，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党制也有着与美国完全相悖的价值观，因此华盛顿的一些机构已着手开展针对毛泽东的秘密行动了。美国很快就采取了一种对冲策略，声称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但还是激起了毛泽东的偏执情绪。此外，杜鲁门和艾奇逊正受到凯南以及有魅力、有人脉的蒋介石夫人等人的煽动。蒋夫人当时住在美国，她坚持不懈地多方游说，只为驳斥这样一种观点：美国积极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事业，用杜鲁门的不屑之词来说，无异于“往老鼠洞里灌沙子”。
蒋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和个人自由的信奉者。当艾奇逊发布被他称作“大炮仗”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时，她非常震惊。白皮书称，“国民党军队本来不一定战败，他们是自行瓦解的”；“这一无可避免的悲哀事实，是不受美国政府掌控的中国内战的险恶结果。”《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白皮书的文章，标题这样的：“美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蒋介石政权。”
蒋夫人认为，艾奇逊的态度意味着美国不仅背叛了一个忠实的盟友，还背叛了其自身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崇高价值观。她愤怒地离开位于里弗代尔区的寓所，返回台湾，并声讨在她看来出卖了“自由中国”的那些“道德弱者”。“中国游说团”的其他成员，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则通过谴责那些“在太平洋地区鼓吹绥靖主义和失败主义的人”，继续跟艾奇逊唱反调。
1949年是很多断层带开始出现的一年。美国内部的一个断层，存在于支持消极遏制中共的人和寻求积极回击的人之间。这种分歧，为今天依然存在的结交派和对抗派之间的矛盾奠定了基础。而珀雷诺这本书的结尾读起来颇似一句墓志铭：“1949年的争吵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延续至今。”
事实上，尽管“结交”中国的良好效应备受期待，但随着习近平主席最近收紧对各个重要领域的控制，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当下的道路愈发远离了自由民主规则，也愈发难以契合美国的利益。40年前，很多中共领导人都公开表示，希望看到中国朝着更具宪政和法制色彩的方向前进。但中国并非由在海外受训的（不仅是工程、商业管理和科学方面）的精英引领，也没能让这些人在东西方鸿沟的两边都能感到自在，中国高层领导人至今仍然被关于羞辱、迫害和“外国敌对势力”的官方历史叙事拖累，仍然受到民族主义的裹挟，就连和美国对等官员的私人关系稍微亲密一点，都会招人怀疑。
从1949年至今，70年过去了，长期存在于两国政治体系及价值观之间的鸿沟仍在扩大，并引发令人不安的疑虑。当前的中国官员背负着弥合不断扩大的东西方鸿沟的重任，却缺乏至关重要的东西，无法像他们之前的国民党那样以开放、轻松的心态与外界互动。（例如，据我所知，中国没有哪个党内高官或高级军官的配偶是外国人。）此外，共产党正在排挤那些在它看来受西方影响过大的人，觉得他们不值得信赖，它甚至试图屏蔽那些与其不一致的来自外国的声音。结果，对两国间充分、健康的互动来说至关重要的一整套东西都在消失。
当中美双向贸易额、投资额和旅游规模日益增长的时候，中美决策者之间的隔膜也在加深，这让两国缺乏用以开创更和谐相融的未来的关键工具。中国实现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复兴”，获得了新的财富和权力，却没有相应地重现蒋介石的国民党官员乃至蒋夫人所拥有的一种难以捉摸的特质——当初正是借助这种特质，他们才得以同外界进行更加全面的交流。缺乏这种难以把握的世界主义，是两国间的一个重大障碍，会损害其重设游戏规则、和睦相处的能力。目前还看不到问题在短时间内有得到修复的可能。
艾奇逊曾在1949年问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一些行动会有什么后果，另一些的后果又会是什么？”现如今，华盛顿必须再次就此做出判断。一直充满坎坷的中美关系，再次亟需改造。不过，不同于珀雷诺在他这本适时之作中以引人入胜的笔触描绘的1949年的世界，在我们当前的全球化世界中，隔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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