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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中国GDP世界第一 民众水深火热?
www.creaders.net | 2018-09-17 14:05:20  明清江南社会与文化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最近,得益于清宫剧的热播,乾隆朝的故事火了。

  一百个观众心中自有一百个乾隆,有人说“或许没有人会比他做得更好”,对此,也有人表示“呵呵”。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就从经济史角度出发,论证所谓的“乾隆盛世”实则只是统治阶层的狂欢,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因为,“在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贫困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GDP到底有多高,这问题是学界关心的老课题了,从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就开始讨论了。下次有机会开贴再写。

  我比较好奇的是,作者在论证“乾隆盛世里的民众并不幸福”时,怎么只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见闻?要说明清时期文人笔记、小说、日记、传教士账簿、家谱等等资料可是很丰富啊,以此来勾勒普罗大众的生活岂不更全面?

  全文如下——

  中文互联网长期流传一种说法:中国在所谓“乾隆盛世”期间,GDP总量曾占世界的1/3左右,居世界第一位。

  此说被很多网友引以为豪。这种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否可信?

  中国GDP曾占世界1/3的研究并不严谨

  现在网上有关乾隆时期的GDP的说法,主要来自于两位西方学者——瑞士历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及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其中,贝洛赫是较早对中国古代GDP进行推算的学者,他认为1800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28美元(1960年时的美元价值),高于西欧213美元的平均值。

  后来,学者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在贝洛赫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推算出1800年(嘉庆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44%。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贝洛赫的依据很多来自“个人估计”,其推算的可靠性不高。①

  比贝洛赫稍晚,麦迪森1998年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及《世界千年经济史》中,推算了中国不同时期GDP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

  按照他的结论,中国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GDP占到世界的22.3%,不及印度(专题);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达到32.9%,成为世界第一。

  麦迪森依据的,主要是中国当时的农业总产量,及人们的最低生存水平。

  他参考何炳棣、施坚雅(Skinner)、珀金斯(Perkins)等诸多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为中国古人的年均粮食消费量(包括饲料、种子等)约为285千克;估测手工业等产值占GDP1/4;推断中国1300~1820年人均GDP为600美元(1990年时的美元价值)。

  麦迪森将这几项数据乘以不同时期中国人口数,就得到了他所要的中国古代GDP数值,如1820年为2286亿美元。②

  对所谓“乾隆盛世”,麦迪森在书中评价颇高:

  “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王朝在其自定的目标上表现得很出色。从1700~1820年,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长速度的8倍,欧洲的2倍。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纪,尽管欧洲的人均收入扩张了1/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欧洲。”③

  贝洛赫和麦迪森虽是经济史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但都未曾专治中国古代史。他们对中国古代GDP的推算,广受质疑。

  在复旦大学,明史学者樊树志曾就这个问题询问美国著名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得到的回答是:

  “麦迪森完全搞错了。”

  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学者管汉晖、李稻葵,也曾撰文指出,麦迪森的研究存在几大问题:

  “第一,他的研究目的是从长时段出发,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由于时间长、跨度大,难免薄古厚今,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过于简略;

  第二,他对GDP的估算,方法比较简略,总GDP是用人均水平乘以总人口得到的,这两个数据中如果有一个准确性存在问题,最后的结果就难以做到准确可靠……

  第三,他的估算只是包括了总GDP和人均GDP,缺乏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数据,不能算是对古代经济的整体研究……”④

  中国学者重新核算古代GDP

  有鉴于麦迪森等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中国学者刘逖收集资料,对古代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乃至政府服务的产值重新计算,并结合最前沿的人口增长数据做了更为精细的GDP研究。

  刘逖在《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中对自己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式都有详细解释。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他对手工业产值的估算,展示一下其研究方法。

  对于手工业,刘逖重点估计了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和运输工具制造的产值。

  其中食品加工业,包括酿酒业、制茶业等,按照酿酒每年占粮食总产出2.28%计算,及米酿酒后增值160%(依据是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奏折称,“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及工具折旧10%,计算酿酒业净产值。

  制茶业则是按照市场价格,除去16%的包装费用等(刘建生、吴丽敏等人的研究成果)和10%的工具折旧,得出制茶业的产值。

  至于生产盐、油等食品的产值,刘逖以清朝人的食品支出情况作为基本依据,并采信制糖业净产值为总产值22%的数据(张仲礼的研究),综合估算这些食品加工业的净产值。⑤

  按照刘逖的推算结果,中国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GDP为780亿美元(1990年时价值,下同),经历明末清初的先降后升,1840年达到历史性的1300亿美元。其间1820年的GDP数字,只相当于麦迪森估值的2/3。

  如此一来,“乾隆盛世”GDP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就比麦迪森所说的32.9%峰值少了许多——1600年约占世界GDP的25%,1820年降至约20%。因此,刘逖认为,

  “麦迪森显然高估了前近代中国的经济实力”。

  “乾隆盛世”里的民众并不幸福

  清朝中期GDP在世界所占比重,无论是贝洛赫说的44%、麦迪森说的32.9%,还是刘逖重新估算的20%,其总量无疑都是巨大的。那么,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是否幸福呢?

  众所周知,GDP总量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中国古代GDP之所以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完全得益于人口众多。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名作《大国的兴衰》中,引用了贝洛赫对中国古代GDP的估计,并解释说,

  “在工业化之前,印度的手织机织工的收入,大概是欧洲同类织工收入的一半,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亚洲拥有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情况下,在蒸汽机和动力织布机尚未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之前,亚洲与人口少得多的欧洲相比,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大得多。”⑥

  人口众多是计算GDP总量的优势,到了计算可大致反映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人均GDP时,则转变为劣势。

  按照麦迪森相对有利于中国的观点:中国自1300年(元朝中后期)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并一直保持至明清时期;西欧1500年人均GDP为772美元,1700年增长至997美元,1820年已是中国的2倍。

  这即是说,中国人均GDP早在晚明时期,就被西欧超过,到“乾隆盛世”的时候,差距进一步扩大。⑦

  一些中国学者对麦迪森的观点不以为然。朱寰主编的《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中,即指出,

  “麦迪森认为中国在公元1300年之前,人均GDP一直高于欧洲和英国,这是他不完全掌握中国人均资源和货币经济的基本数据造成的……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如人均耕地大大低于英国,货币制度大大落后于英国,中国是在仅有英国1/8—1/4的耕地,人均货币仅为英国1/8—1/3,商品交易效率极低的条件下生存和增长的……”

  该书进而得出结论,中国“人均GDP落后于英国,不是从1840年开始,至少从公元1000年(北宋初期)就开始了。”⑧

  此外,按照刘逖的算法,中国1600年的人均年收入约为白银4.5两(合1990年388美元,下同),1840年下降至白银约3.4两(318美元)。

  1600年~184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为351美元,最多时391美元、最少时309美元,徘徊在国际公认的“最低生存线”(subsisitence level,350~400美元)左右。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中国GDP总量空前的“乾隆盛世”,普通人也只是勉强为生而已。

  刘逖再拿中国和同时期各国横向对比,发现:

  “在前近代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国家。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为英国的40%,与美国(北美殖民地)几乎相等;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北美殖民地)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

  因此,刘逖判断:

  “从整体上看,从1600年至1840年,中国和欧美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⑨

  在包括所谓“乾隆盛世”在内的古代,中国和欧洲各国在人均GDP上,虽然有高下,但尚不足以让中国和欧洲的普通人在生活水平上产生根本性差异。

  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贫困的。

  后来英、法、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通过工业革命,使普通人生活逐步改善,而中国在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长期停滞,一直未能实现普遍工业化。

  直至1947年,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艾什顿(Thomas S.Ashton)还是不由感慨:

  “当今,在印度和中国大地上,只见瘟疫流行,饿殍遍野,看来,那里的男男女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白天与牛马同劳作,入夜与牛马同安息。这样的亚细亚标准和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惨状,就是那些仅增加人口而未经历产业革命的人们的命运。“⑩

  1793年来访的马戛尔尼使团,其实已经窥见了所谓的“乾隆盛世”的真面目。使团北上时,成员巴罗触目所及的,只有普遍的贫穷。他后来写道: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合……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另一位使团成员斯当东,在白河两岸,观察到了“乾隆盛世”的另一个特征:这个时代只存在少数的豪富者和普遍的赤贫者,很少能见到一个正常社会本应大量存在的“中等人家”。他写道:

  “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综而言之,GDP总量居世界前列的“乾隆盛世”里,人均GDP是很可怜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依旧过着赤贫的生活。同期的西方,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民众的生活正在走向现代。所谓的“乾隆盛世”,只是弘历自娱自乐的盛世。

  注释

  ①②⑤⑨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37页、第78—85页、第155—178页。

  ③⑦(英)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38、21页。

  ④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2010中国经济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格致出版社2012年。

  ⑥⑩(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

  ⑧朱寰主编:《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 亚欧诸国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 下》,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3页。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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