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周恩来接班人 跟毛关系密切 却投奔蒋介石

　　说起来，包惠僧的资历比周恩来还要深，因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我党一大代表。

　　在采访中，陈独秀发现包惠僧是一个有思想、有悟性的青年，就循循善诱地跟他谈起了五四运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等话题。包惠僧经过陈独秀这一番点拨，如拨云见日一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陈独秀也对这个有思想、有激情的年轻人印象颇佳，遂日后又联络包惠僧结识了董必武、陈谭秋等人，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被选为书记。

　　1921年7月1日，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包惠僧作为武汉代表和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双重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认识了年轻的毛主席，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1922年，毛主席被湖南军阀通缉，暂避于武昌，包惠僧知道后，邀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居住了20多天。这段日子里，二人朝夕相处，关于革命、人生、家庭、婚姻等等问题，无所不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到了1925年，黄埔军校发动第一次东征，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随军东征，校本部空虚，廖仲恺就任命包惠僧接替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

　　然而，就在中国革命如火如荼之时，蒋介石却在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进步人士。包惠僧面对形势突变，茫然失措，没有什么果断的应对措施，反而像陈独秀一样，对与蒋介石有隙的汪精卫抱有一丝幻想。

　　谁知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很快也举起了屠刀，包惠僧在这突变中开始变得消沉、沮丧，失去了当年“包大炮”的激情。

　　南昌起义爆发时，本来包惠僧也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但因为突然生病，再加上内心犹豫不决，就脱离了起义南下的部队，留在南昌养病，并开始思考新的人生“方向”。

　　终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包惠僧，利用自己在黄埔军校的关系，向蒋介石抛出了橄榄枝。蒋介石当然也知道他的身份，觉得很有利用的价值，就破例任命他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

　　包惠僧对此感激涕零，国民党报纸也为此大做文章，四处宣扬“共产党元老包惠僧弃暗投明”。包惠僧的变节投敌，给处于低潮期的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随后，包惠僧出任过国民党一些职位，但都是没有实权的幕僚角色，处处受到监视提防，让包惠僧非常尴尬，内心也非常彷徨。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天下大势渐渐明朗，国民党高官纷纷逃离大陆，包惠僧没有跟着他们一起走，而是一个人去了澳门，静观时变。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百感交集。当他看到新中国人民政府里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时，又动心了，便向周总理发去了一封电报，表达了想回到新中国，奉献余力的想法。

　　周总理收到信后，以共产党人宽广大度的胸怀，同意了包惠僧的回归，并安排他担任内政部参事，在生活上也给予很好的照顾，即便是在十年特殊时期，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走完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