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冬菊1922年出生在山西太原，她是傅作义将军的第一个孩子。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进步组织“号角社”，还曾受到周恩来接见。1945年傅冬菊大学毕业后，应聘进入天津《大公报》成为一名记者。此后，《大公报》副刊上经常刊登一些别人不敢登的进步文章，傅作义感觉到女儿很可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就让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深造，傅冬菊对父亲说：“在国内，我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最后，傅冬菊说服了傅作义，留在父亲身边。
1949年2月，周恩来与来西柏坡的邓宝珊、傅作义合影。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党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傅作义将军当时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经常去南京开会，从他入手无疑是一办法。24岁的傅冬接受了组织布置的任务，回北平“看望父亲”，准备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虽然傅作义开保险柜从不回避女儿，傅冬也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白天不离身，晚上放在枕头下。
为了拿到这把钥匙，傅冬把脑筋动到同父异母的五岁小弟弟身上，她买了几块价格昂贵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了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傅作义下班回家，得宠的小儿子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并乘机拿走爸爸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大姐傅冬。
就在傅作义又去开会时，傅冬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任务完成后，傅冬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让弟弟拉勾发誓，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组织很快得到这个胶卷，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傅冬出卖了父亲，也出卖了国民政府。
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后来，共军逼近北京时，是否把华北和六十万军队交出，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而傅冬不但无动于衷，而且着急催促父亲赶快投降。
1948年10月，傅看到大势已去，便密电求和。由于女儿的出卖，共产党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自然不理。相反，11月，林彪率130万大军入关，直逼京津。直到打下天津后，才正式接受傅的求和。
1895年6月27日出生的傅作义，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79岁。33年后，2007年7月2日，他的长女傅冬也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83岁。
傅作义去世后，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傅冬住的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俱。虽说顶着“离休干部”的名义退休，但她和那些真正得实惠的“离休干部”相比，什么也没有。她一直病病疡疡，有限的那点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去世的前几年，政府要房改，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
傅冬，应该叫她傅冬菊，这才是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年轻时，对理想着魔的傅冬菊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背叛了疼爱自己的父亲，成为组织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傅冬菊临终那年是2007年，此时她已经卧床两年多，贫困交加，当年求她办事的许多人早已身居高位，哪个人说句话都能够改变她的处境，但直到临终也没有人去看望她。
她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她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已经为时太晚。1984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曾对傅聊天说：“傅将军的一生是很值得写的……”傅打断了她的话：“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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