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孤独的“异类”/刘畅

相较于洋务派的“形而下者为器，此外夷之所擅长也；形而上者为道，此中华郅治之隆也”，中国首任英国公使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一种以文明丈量中西对抗的新认知由此形成。

郭嵩焘（1818~1891）

出使英国

1876年12月底，在海上颠簸20余日，58岁的郭嵩焘只觉得苦。作为大清国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他需乘坐轮船前往南安普敦港。自12月2日从上海登船以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风高浪急，不能起坐，从登船时的眼珠疼、鼻隼疼，直至牙隐痛、耳痛、苦心痛。他不知能否顺利就任。

身体的折磨一如内心的煎熬，此番出使英国是苦差。郭嵩焘出使两年前，发生了著名的“滇案”，也称“马嘉理案”。1874年，英国与清政府商定，从缅甸派一支勘测队，勘测缅甸到中国云南的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馆特派书记翻译官马嘉理次年便携带清政府颁发的入境护照，进入云南缅甸边境，准备与英国探险队会合。因英国探险队出发前没有先行知会地方官，时任腾越镇左营都司的李珍国组织当地军民阻拦。在马嘉理出来交涉的过程中发生冲突，马嘉理及其4名中国随员被击毙。英国要求清政府派人“登门赔罪”，朝廷便想到在广州任巡抚时，屡屡与洋人打交道的郭嵩焘。

滇案发生后，李珍国的上司云南巡抚岑毓英将杀人之责归于当地土著，令英国无从追责，国人对此一片夸赞，唯有郭嵩焘提出岑毓英的做法实属未以礼对待外国，应该严惩，引得同僚侧目。而他刚赴福建任按察使不满三个月便被急召回京。在当时看来，派去公使犹如送去“质子”，是莫大的侮辱。郭嵩焘一边面对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逼问行期，一边忍受家乡父老的侮辱。出使前两个月，他湖南老家的乡试诸生聚集在玉泉山，扬言捣毁郭家。

郭嵩焘经历50天的行程，途经各英国殖民地，见到香港、新加坡高大的西式建筑，穿越苏伊士运河，又领略“夕阳返照，见山色红紫辉映，如胭脂图画”的红海奇景，出直布罗陀海峡入大西洋，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目睹“灯烛辉煌，光耀如昼”的盛况，令本就对西方不存芥蒂的他大开眼界。

当时正值英国最鼎盛时期，郭嵩焘抵达的那年元旦，维多利亚女王在印度首都德里加冕，获“印度皇帝”的称号，“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的名号正式诉诸公文。郭嵩焘身处伦敦，在日记里记载见闻，“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其人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然居官无贪墨，好善乐施，往往学馆监牢，养老恤孤之属，率由富绅捐集，争相推广，略无倦容，亦不为子孙计划，俨然物与民胞。每礼拜日上下休息，举国嬉游，浩浩荡荡，实有一种王者气象”。

清廷出使外国的名臣如刘锡鸿、张德彝、郭嵩焘都到过香港，见证殖民地法治

他受命向英国女王递交了“致歉”的国书，在伦敦建立驻英大使馆，处理中英外交事务。次年，他兼任驻法公使。在欧洲出使三年，他频频参与欧洲上流阶层的社交，出席茶会、宴会、化装舞会，与英国女皇、法国总统乃至巴西皇帝、波斯国王共席酬酢。

在郭嵩焘看来，自己于伦敦、巴黎上流圈里的应酬是“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而在国内，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正主持洋务运动，兴建军工厂、参用西法训练军队、购买欧洲的先进武器。郭嵩焘27岁时便同小他5岁的李鸿章相识，二人在两年后双双考取进士，有同年之谊。二人也共抗太平军。郭嵩焘出使英国亦由李鸿章力荐。郭嵩焘到英国后，李鸿章寄给他长函，托他购买铁甲船、水雷、马提尼枪，以备海防之需。

“船宽八丈二尺，长三十六丈，重一万三千吨，载八十吨大炮四尊。据称船上飞桥、烟筒及舱房尽为敌人大炮冲击无存，而炮房厚铁无恙，犹可纵横驰击。”身处欧洲的中心，郭嵩焘不仅见到最先进的武器，更是见识了英国女王大阅水师和法国陆军阅兵。“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及太子船出江口，廿六兵船并声炮，君主船从中道直上，兵船人皆升立文桅端。各船从之，径上数里，又折而下。君主船每过一次船，左右皆升炮送之。”

军队雄壮如此，郭嵩焘却认为，“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本”，其一来自牛津大学。

1877年11月28日、29日，郭嵩焘应邀赴牛津访问两日，悉知牛津大学有学馆21个，住读生2091人。他了解到学生可修天文、地理、数学、律法、科学等学科，需考试合格方能录取，各科有专师督导。他又观摩学士、硕士、博士考试，视升学考试如考翰林，将博士前三名比诸鼎甲。在他看来，英国的大学制度“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而借由学校制度，郭嵩焘看到坚船利炮的成因在于西学。他发现虽有船机、枪炮、建造等专业学堂，入学前均需先入格致算术学堂打下基础，“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

郭嵩焘关心学校制度，源于士人在中国传统内对教化的关注。沿着同样的思路，郭嵩焘由此“拟西国于三代”，把西方文明与中国的“三代”理想相连接，将西方视为比中国更为有道的文明。他把出使英国的见闻和观点记在日记里。其中自上海至英国旅程的部分，到达伦敦后即经编辑，寄送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将其出版，书名《使西纪程》。西方的先进文明而非器物之利，经他记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19世纪剑桥学生辩论会

“道”之别

《使西纪程》在国内出版后，却引起举国哗然，“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不但郭嵩焘遭到弹劾，书也奉旨毁版。所幸原书仍有幸存，后世才能流传。

这样的结局或许令郭嵩焘始料未及。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李欣然博士专门研究郭嵩焘的思想，他比较《使西纪程》和《郭嵩焘日记》后发现，郭嵩焘在编写《使西纪程》时，已在表述上有所取舍，“比如日记里记述了去英国途中的一次差之毫厘的碰撞事故，郭嵩焘模拟汉代经说的口说问答体，同船主一问一答，展现西人行船、与人交谈时的彬彬有礼，最后不忘加上一句‘中国之不能及，远矣’。而在《使西纪程》中，这个触时人忌讳的表述便不见了。”

而郭嵩焘将书稿呈给总理衙门，原本是认为《使西纪程》只在太后、皇帝和部分上层官员间小范围流传。他希望以自己的见闻和议论说服朝廷上层官员。郭嵩焘途经新加坡和锡兰的时候曾看到西文报纸，其中讨论滇案，申明“洋情、国势、事理，三者均有关系”。李欣然在研究中发现，相比日记中“环顾京师，知者掩饰，不知者狂迷”的感叹，郭嵩焘在《使西纪程》稿本里，把牢骚换成了一大段关于中西关系的叙述。他认为当前面对的西方各国，与历史上一时兴盛又一时衰败的辽金等“夷狄”决然不同，“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他说，正因为西方只为通商，又有坚船利炮维护，不但自南宋以来与夷狄言和为耻的观念必须转变，甚至古代言和依靠的岁币之等差，聘使之礼节，称号之崇卑也不再有效，必须自求富强，向西方学习。

总理衙门起初决定刊印这本书，说明他们认可郭嵩焘的观点。但正是“不得以和论”的观点使郭嵩焘遭到弹劾。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对郭嵩焘的出使有着迥然不同的期待。

主张攘夷的清议派，认为西人仍是无“道”之夷狄，反对学习西方；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洋务派，则认为需要效仿西人，以机器致富强。而学习洋务首先基于《易经》“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对技术与政教、文化区分，认为西方“器”胜，中国“道”盛，学西方的技术不会触及中国的根本；同时许多人认为，因为西人只重“器”而没有“道”，所以恃强凌弱，若他们接触到中国的圣道，便能“改过自新”。在他们看来，郭嵩焘的出使，便是一个传道的机会，“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入世之大法”。

郭嵩焘却不但不传圣教，反而在西方看到了和中国圣人之道相通的地方，因而主张在引进技术的洋务之上，更进一步地学习西方的政教。但他有此观点，并非单纯因为其出使的经历，根源在于郭嵩焘“中西同理”观念所带来的根本差异。他的副使刘锡鸿与他的龃龉，便是最鲜明的例证。

刘锡鸿认为，“西洋与英国之自强，即是以养民为先务”，西方的强大也源于他们的政教，与西人打交道，可以平心静气，以情理对待他们。但在刘锡鸿眼中，西人的“道”与中国的“道”截然不同，因而他在英国期间，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时，看到的是与郭嵩焘截然不同的图景，个人做派也与郭嵩焘大相径庭。

“西方人忌讳红色，而刘锡鸿在正式拜会中坚持用大红帖子。”李欣然介绍，当郭、刘二人参观西人的电学、热学等实验后，郭嵩焘认识到“器”背后的“学”，将“器”的地位提高，刘锡鸿则始终坚持“器”不如“道”的逻辑，认为“皆杂技之小者”。而在“道”的层面，他对“外邦”与“天朝”的差别始终保持敏感，并往往对“天朝”的风度有反常坚持。《清稗类钞》中有一则趣闻：“刘锡鸿使法时，往往敝衣趿鞋，衣带飘舞，徒步出外。常立于最高桥梁之上，周望四处。其随员谏之，刘怒曰：‘予欲使外邦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郭嵩焘则入乡随俗，他与外国元首酬酢，甚至按西洋的方式举办宴会的做法，在刘锡鸿看来是卑躬屈膝的表现。1877年8月，中国使团原本计划周游英国，首先到了英国南部的甲敦炮台。因天气寒冷，陪游的英国提督将随身携带的披风披在郭嵩焘身上，这个在郭嵩焘看来极其普通的行为，刘锡鸿却极度反感，当众与郭嵩焘争吵。在他看来，“堂堂中华大使，怎可着异族之服？”两人交恶自此公开化，互相参劾、攻讦，终生不相原谅。

“对西方了解越深入，刘锡鸿越从更根本的地方感受到西方的威胁。他对中西的差异比郭嵩焘更加敏感，所以嗅到了其中和圣人之教相冲突之处。为此，他感到对圣人之教重新梳理的必要。由这条路走下去，是一种‘道出于二’的景象。”李欣然告诉本刊，刘锡鸿并非盲目排外，但他与郭嵩焘的决裂，使郭嵩焘成为彻底的“孤家寡人”。郭嵩焘的孤独在于，他认为既是圣人之道，便应无中西之别，将“道”视为中国独有的看法，是把普遍性加上了不应有的限制，所以“只有先改变人们对西方的贱视，才能重新找回那个超越中西的道”。

19世纪伦敦的液压链条试验机工厂

“循理”的异类

任英国公使期间，郭嵩焘处理过一桩镇江趸船事件。1873年，英国太古洋行的“加底斯号”趸船停泊于镇江，以一浮桥与英租界连接。当年夏天，停泊处河堤崩坏，中国海关责令该船移位，遭到拒绝。中国政府照会英国领事，又转禀英国驻华大使，饬令移泊，皆未成功。事情延宕两年，郭嵩焘抵英后，接到总理衙门公文，要他为移泊一事咨会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官员威妥玛认为，趸船停泊时曾获得由镇江海关发放的准单，在海关饬令移位遭拒后，准单被收回的举动违反了领事裁判权。而对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而言，批准停泊和调整泊位是中国的主权。

当赫德的英国下属告知郭嵩焘，中国政府可以坚持“他们拥有对自己领水的控制权”时，郭嵩焘认为把这个原则明确地写在文件上有好处。因为他本人乃至当时的中国政府始终面临的问题是，基于主权法理上的规定，由于领事裁判权的存在而不能在中国实施，“中国与西商交涉事宜，惟能按照条约办理，不得援引西洋律法”。李欣然告诉本刊：“主权对郭嵩焘来说是新鲜的概念，在他看来，既然不能与西方人在法理上达成共识，那么把船移开，总能看到客观的事实。而即便这种观点，也需要同英国人费尽唇舌谈判，才能获得认可。”

但郭嵩焘的应对之法恰恰说明，他相信道理是普遍的，中西可以通过讲道理达成共识。这种“循理”的观念，既是“势不足而别无所恃，尤恃理以折之”的无可奈何，又是他自青年时期经历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态度。

1840年，落榜的郭嵩焘进入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府，在绍兴看到战后的满目疮痍。回到湖南老家后，他仍不忘浙东的惨败，“为何海疆数百年无战事，今日忽有夷人侵扰”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直到次年，他与曾在登州做事的山东人张晓峰交谈，张晓峰向他讲述禁烟的本末，以及英人贩烟的意图，他恍然醒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

“以理相待，本是儒生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但郭嵩焘的想法在当时极其大胆。”李欣然说，在当时的朝野，面对夷人不需要讲理才是普遍的态度。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北京被英法联军侵入期间，郭嵩焘在日记中的激愤之语并未给他带来灾祸。同治新政后，他得以在45岁至48岁之间任广州巡抚，与西人交涉，践行自己“循理”的理念。

太平天国起事末期，金陵被清政府攻下后，森王侯玉田逃到香港，行劫掠之事。郭嵩焘没有向香港领事直接要人，而是派人邀集曾被侯玉田劫掠的人，向英方控告。英方便把他当作寻常海盗，押解给郭嵩焘。“他明白由于中外法律不同，常会出现‘地方官求之愈急，洋人护之亦愈坚’的情形，所以他从民间下手。”李欣然分析，郭嵩焘由此找到可以与洋人沟通的窍门，“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

正是郭嵩焘在广州的经验，坚定了他可循理与外国人相处的看法，但他的思想却始终没有为同僚认同，甚至他在国外有心记述的见闻也未能打开国人眼界。1879年5月5日归国后，他乘坐由小火轮拖带的轮船驶归湘地，甚至引起当地士绅的惊慌，企图阻止轮船驶入省河。郭嵩焘执着如故，一如他晚年的诗中所言：“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后 记

1879年，完成出使任务后，因刘锡鸿的参劾，郭嵩焘拒绝进京，辞病还乡，定居长沙，兴办思贤讲舍。1891年郭嵩焘病逝，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他的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却得圣旨：“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直到甲午战争后，谭嗣同以郭嵩焘反衬湖南人对洋务之懵懂，梁启超则将郭嵩焘受“万般排挤，侘傺以死”作为一般士大夫“极端轻蔑排斥”西学的“心理写照”。郭嵩焘的思想从当时的异类，变为“超时代”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