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去世后，官方通常都会以讣告、悼词的形式给予盖棺定论，每一个字词的背后都充满了玄机。1984年中共第一开国大将粟裕去世后，由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委发布的讣告称，粟裕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也指出“粟裕同志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却逊于同为大将的谭政、黄克诚、肖劲光——“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并且在“共产主义战士”前缺少了至为关键的“忠诚”二字。
以粟裕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中的经历——1935年中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东北部被国民党军几乎全歼，方志敏、刘畴西等先遣队领导人被俘后，时任红10军团参谋长的粟裕率领成功突围的一千余人在闽浙边开展了长达三年有余艰苦卓绝的游击战，绝对当得起“忠诚”二字。粟裕之所以被压低评价，源于他至死都身背“污点”，直到去世十年后才得以平反。
粟裕所谓的“污点”，即1958年中共军方反教条主义整风运动中，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当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先后在大小会上检讨了八次，在第二次大会上的检讨中，被迫承揽了几乎全部罪名。 在粟裕承揽几乎全部罪名后，“这时毛泽东出面保粟裕说：‘粟裕同志过去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这样才算过关。”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一同被批判的还有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元帅、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副部长李达上将。
随后，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离开军事指挥第一线，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党委第一副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教条主义整风运动发起者彭德怀被打倒，1960年中共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曾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但粟裕并未被平反。此后，粟裕虽逐渐恢复工作，重新当选中央委员、军委常委，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仍未平反。
文革后粟裕也曾向叶剑英提出平反的问题。1979年7月至9月间，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的粟裕前往山东修养考察，8月22日应叶剑英的邀请乘直升机由青岛到烟台会面。 “在烟台期间（粟裕）多次去看望叶剑英副主席，并向叶汇报了工作和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在叶的关心下，向叶提出了要求组织上对他在1958年受错误批判一事，做一个公正的结论。叶当即表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一下，让他写个报告给中央。粟回京后于10月9日，向中共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1958年对他的错误批判和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叶剑英于10月16日批示，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时候，妥善处理。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均圈阅同意叶的批示。但后来不知何种原因，虽经叶剑英副主席催办，总政治部一直没有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的报告。”
“在谈及粟去年10月关于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受批判的申诉时，胡耀邦表示，这事要解决一下，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1983年，胡耀邦又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决定由中共中央指派一位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未能在粟裕逝世前得以实施。 有些蹊跷的是，1982年12月粟裕因病住院期间，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曾代表组织前往医院探望粟裕，提出“你现在身体不好，有什么事情要办就给我们讲，我们来办”，但粟裕仅对“余代表组织来看望表示感谢，并请转达他对组织关心的谢意”，并未提及申诉报告的事，而据前所述粟裕申诉的事就卡在了总政治部。
对于总政治部“一直没有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的报告”，最合理的解释可能在于当事人仍然在世。出版于2006年的《粟裕年谱》清楚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形：“1958年5月26日、5月28日、6月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主持的元帅会议上，接受批判。参加会议的有除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以外的七位元帅及黄克诚、谭政、萧华。会议开始责成粟裕作了检讨。然后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等人发言对粟进行了批判，为军委扩大会批粟定了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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