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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为何要气死申屠嘉、腰斩晁错、饿死周亚夫
www.creaders.net | 2020-02-03 21:17:33  大象公会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其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时代,是西汉帝国极为关键的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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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之盟的玄机

刘邦建国,其帝位合法性,来自诸侯的推举。按《史记》的记载,诸侯之所以推举刘邦做皇帝,是因为他在灭秦与灭项羽两事上“功”最高,且在恢复诸王和封赏功臣方面“德”最高。也就是说,刘邦的帝位,与秦始皇的帝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秦始皇的“帝位”,意味着至高无上不容置疑,是一种绝对权力;刘邦的“帝位”,仅意味着他的功与德比其他诸侯要大,是一种相对权力。

换句话说,西汉建国一事的本质,乃是一场“按功劳大小分配战利品”。功劳最大的刘邦分得帝位,其次者得王,再其次者得各级别的侯,分别享有大小不同的蛋糕。最末稍的“军吏卒”,按“高帝五年诏”,也被授予了“第五等爵之大夫”的爵位,可以获得五顷左右的田宅。

但是,这种粗糙的“蛋糕分配”背后,并无稳定的权力架构来维系——帝、王、侯的权力边界并不清晰,彼此间也缺乏信任。杀臧荼、杀韩信、杀彭越、杀英布……杀得血腥满身,刘邦也寻不到自己想要的安全感。高帝十二年三月,自觉时日无多的刘邦,终于决定变杀戮为妥协,尝试通过与功臣集团举行盟誓的方式,固化各自的权力边界,换取汉帝国的长治久安。这就是著名的“白马之盟”。

参与白马之盟者,共有三方势力:(1)代表宫廷力量的刘邦;(2)代表王国力量的刘姓诸侯王;(3)代表军功集团力量的列侯(王陵、周勃与陈平等人)。这场盟誓,完成了一次以互相制约为核心要义的权力分配——无功者不得侯,旨在保证军功列侯的利益,不会被皇权随意稀释;非刘氏不王,旨在保证诸侯王的权益,不会被掌控朝堂的军功列侯侵犯。皇帝握有王与侯的分封大权,居中起到平衡作用。这种权力分配,具化到汉初的政治生活当中,体现为皇室掌控宫廷、军功列侯掌控政府(丞相必出自军功集团)、诸侯王掌控王国。

遵循这种分配格局,自刘邦时代开始,担任政府首脑,也就是丞相一职者,全部都是军功列侯,他们依次是: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吕产—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从萧何到申屠嘉,除吕产外,皆是军功元老;从陶青到刘舍,俱属于军功二代(军功一代已死亡殆尽)。

汉初的许多政治事件,其解读密码均潜藏在这一权力分配体系之中。比如:

(1)军功排名第一的萧何刚死,曹参就知晓自己将继任丞相、赶紧催促家人收拾行装,其缘故正在于按蛋糕分配规则,不必等皇帝下旨,就该军功排名第二的曹参做丞相。

(2)吕产以外戚身份为相,破坏了蛋糕的分配规则(尽管吕氏在楚汉之争中也拥有军队,立有军功),吕后一死,随之而来的就是由周勃、陈平串联在京列侯发动的血腥政变。

(3)汉文帝虽成功促成了“列侯就国”(让住在长安的军功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但他仍不得不抑制住自己任用“皇后弟窦广国”为相的欲望,“久念不可”,在刘邦时代的一线军功列侯已去世殆尽的情况下,仍谨慎选择了二线军功列侯申屠嘉。

申屠嘉在汉景帝时代被气死,意味着上述权力分配体系开始崩溃。

申屠嘉呕血而亡

申屠嘉年轻的时候是条好汉,膂力强劲,在军营里开强弓硬弩,常招来围观赞叹。随刘邦辗转征战,先打项羽,做了队率;再攻黥布,升任都尉。作为军功列侯集团中人,申屠嘉的战功不大不小,属于中游偏下,在惠帝年间升任淮阳郡守,掌控地方政府,很符合“白马之盟”定下的利益分配的规矩。

汉文帝即位之初,遴选曾追随刘邦南征北战、年俸二千石的军功老臣,一律授予关内侯的爵位,共寻到符合条件者二十四人,申屠嘉亦在其中。为消除所谓“诛吕安刘”之乱的震荡,汉文帝重新确认“白马之盟”,恢复了由军功老臣担任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丞相的惯例,先是参与诛杀吕氏的周勃和陈平,然后是在汉初功臣排名表中排名第九的灌婴,灌婴死后,由排名第六十五的张苍继任。军功处于中下游的申屠嘉,也在此期间升任御史大夫,成了朝堂上的二号人物。

张苍做了整整15年丞相,他退休时,汉朝已建国40年,第一代军功老臣差不多已被时间淘汰殆尽——张苍军功排名六十五,而得以代表军功集团出来担任丞相,本就意味着军功老臣们已严重凋零。张苍退休后,汉文帝本有意让外戚窦广国上位,但“诛吕安刘”之乱的教训在前,思虑再三,汉文帝还是选择了年迈的申屠嘉。

丞相一职,似乎并不适合申屠嘉。《史记》对申屠嘉的评语是学问粗疏、不懂权变,业务能力一般,待人处事的手腕也有欠缺。他的上位,是汉文帝尊重“白马之盟”的无奈产物,更多的是看重他的军功列侯身份。当然,关于怎么做丞相,汉惠帝时代已留下了“萧规曹随”的旧例,申屠嘉并无太多繁杂政务需要处理。他在文帝时代任相五年,既无值得说的政绩,也无值得说的纰漏。

汉文帝去世后,申屠嘉继续留在丞相任上,继续代表军功集团执掌朝堂。但新即位的汉景帝,对申屠嘉(及其所代表的军功集团)的尊重,已远不如他的父亲。

邓通是汉文帝特别宠爱的一个弄臣。某次,申屠嘉入见,邓通坐在汉文帝旁边,侍宠而未按规矩行礼。奏完正事,申屠嘉对文帝说,陛下喜欢臣子,可以让他富贵,但不能乱了朝廷的礼制。文帝打圆场和稀泥说算了算了小事情啦。申屠嘉不买账,回到丞相府后下发“丞相令”召唤邓通。邓通害怕,找文帝求助,文帝说但去无妨,你前脚进丞相府我后脚派人把你召回来。结果,邓通在丞相府大磕其头,回来跟文帝哭诉说“丞相几杀臣”。

申屠嘉与邓通的这段冲突,既彰显着军功集团对朝堂的掌控力,也体现出了内廷与外朝之间力量的均衡。文帝选择尊重申屠嘉和他所代表的的军功集团,对此事保持沉默,没有去替邓通“出气”。而当相似的事情出现,汉景帝的做法与其父完全相反——毕竟,他没有经历过“诛吕安刘”的血腥往事。

汉景帝最信任的朝臣是晁错。晁错是他做太子时的老师,有着高超的辩才。景帝即位后,晁错一夜之间从八百石的“中大夫”,越级升迁为二千石的“内史”,进入了汉帝国高层决策圈——按《史记》的记述,这个高层决策圈只有景帝和晁错两人,“错数请间言事,辄听”——晁错总是拉着景帝讲悄悄话,咬完耳朵后就做出了决策。这种不正常的决策模式,将以申屠嘉为首的朝堂重臣们排除在外,更改了汉帝国的许多旧法令。权力在从军功集团手中流出,晁错自然会引起军功集团的抵制与反弹。

晁错的不知韬光养晦,给了申屠嘉发难的机会。内史府大门朝东,晁错觉得不方便,在南面另开了一道门。开一扇门本不算事,问题是为了开这扇门,打穿了太上皇庙的围墙。这种事,普通人不敢去做;晁错做了,是因为他知道景帝宠信自己。申屠嘉闻知此事后,即“奏请诛错”,这场弹劾,既是为了扳倒晁错,也是为了向景帝强调军功集团的利益与立场。

诡异的是,申屠嘉的弹劾计划,居然会被晁错提前得知。他连夜进宫,与景帝商量如何对付申屠嘉,次日,申屠嘉的弹劾没有说完,就被景帝打断。景帝为晁错辩护说,拆掉的只是太上皇庙的外墙,外墙不如内墙重要,而且外墙也是我让他拆的。

这番欲盖弥彰的偏袒,意味着景帝对军功老臣已无尊重,申屠嘉深感受辱,回家后一病不起,呕血而亡。

腰斩晁错

汉景帝不尊重的,不止是军功老臣,而是自“白马之盟”以来所形成的整个汉帝国的权力分配体系。

这也是他信赖、重用晁错的主因。在朝堂上,晁错可以被用来压制军功老臣;在朝堂外,晁错还是“削藩政策”的积极主导者和推行者。汉景帝要的,是重塑秦始皇时代的绝对皇权,而非皇帝与军功列侯、诸侯王共治天下。晁错早年所修习的“申商刑名之术”,在景帝的雄图大略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景帝三年,晁错正式着手实施削藩。先以楚王为薄太后(文帝之母)服丧期间与宫人发生性关系为由,削掉了楚国的东海郡与薛郡;接着又以相似的方式,找茬削掉了赵国的河间郡与胶西王的六个县。然后,削藩的剃刀落到了吴王刘濞的头上。

齐、楚、吴曾是汉帝国最大的三个刘姓王国。齐下辖七十余城,楚下辖四十余城,吴下辖三郡五十三城。齐国已在文帝年间被肢解;楚国在刘邦时代被分割为荆、楚两国,被分割后的楚国剩下三郡三十余城,再被晁错找茬削掉两个郡后,已无足轻重。剩下最强大、最难对付的,就是吴国。

刘濞在南方立国四十余年,煮海为盐,冶铜铸钱,史载“国用富饶,百姓无赋”。晁错的计划,是削掉吴国最富饶的两个郡,产盐的会稽,与产铜的豫章,两郡合计三十余城。这意味着吴国将丧失绝大部分的经济基础,只剩下一个贫瘠的沛郡。

刘濞与汉景帝之间存在着杀子之仇——文帝时代,刘濞之子入朝,与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下棋起了争执,“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被太子拿棋盘给砸死了。这种仇怨,在刘濞与汉景帝之间种下了难以化解的猜疑,彼此都只能在强大的实力中寻找安全感。如今,晁错要剥夺吴国的经济命脉,刘濞就只能放手一搏,于是就有了以吴国为首、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的所谓“七国之乱”。

叛乱发生后一个月,负责长安城治安的陈嘉敲开了御史大夫宅邸的大门,通知晁错去开高层会议。晁错上了马车,但马车没有沿着熟悉的道路驰向皇宫,而是直奔长安东市。在那里,一名壮硕如牛的大汉,已将锋利的板刀擦得锃亮。

景帝三年正月,御史大夫晁错被腰斩于长安东市,临死前还身穿着华丽的朝服。

晁错用自己的死,完成了自己所主持的削藩大计。为了平定所谓的“七国之乱”,景帝必须团结军功集团;而要团结军功集团,首要之务是缓解与军功集团的紧张关系,消除申屠嘉因晁错呕血而亡带来的负面影响,重新确认军功集团在朝堂上的特殊利益。诛杀晁错,是完成这些事最快捷的方式。

第一代军功老臣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成了平叛军队的最高长官。

饿死周亚夫

公元前143年,前丞相,平定七国之乱的大功臣周亚夫下狱死。

据《汉书·周勃传》,周亚夫被下狱,直接原因是其子私买违禁葬器遭人告发,周亚夫受到牵连被问成谋反罪,在狱中绝食而亡。

这不是周亚夫之死的真正原因。在此之前,他曾涉入到两个更致命的政治事件之中。

第一件是反对废黜栗太子。景帝四年,皇子刘荣被立为皇太子,其母栗姬,故称栗太子。景帝六年,薄皇后因无子被废,宫廷内爆发皇后之争,王夫人击败栗姬获胜,随后,景帝决定废黜栗太子、改立王夫人之子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此事遭到了以丞相周亚夫为首的朝廷大臣的激烈反对,但景帝执意而为,不惜杀人立威,终于废黜刘荣,册立刘彻为新太子。

第二件事是阻碍王信封侯。中元年间,窦太后希望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景帝就此事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搬出白马之盟表示反对,景帝只好暂时打消主意。到了中元三年,景帝不顾周亚夫的反对,违反白马之盟,坚持册封匈奴降王徐卢等多人为列侯,君臣间发生严重冲突,周亚夫托病辞去了丞相之位。中元五年,景帝封王信为列侯,随后发生了周亚夫被捕下狱、绝食而死之事。

这两件事,就其实质,都属于朝堂对皇帝试图扩张权力的阻击,与景帝重塑秦始皇时代绝对皇权的梦想形成了直接冲突。其中又以阻碍王皇后之兄王信封侯,最被景帝深恶痛绝。在这一事件中,景帝一心要扩张皇权,不愿继续遵守白马之盟;军功集团一心要拿白马之盟来维护自己的权力蛋糕,双方产生了激烈的正面冲突。周亚夫既是军功二代,又是新时代军功最高者(平定七国之乱),又处在丞相的位置,很自然地被推上了与皇帝正面对垒的位置——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背景:其父周勃为了维护白马之盟,曾与陈平牵头,与其他在长安的军功列侯串联,发动了所谓“诛吕安刘”的血腥事变。这种背景,既让军功列侯对周亚夫抱有不同于他人的期望,也让景帝对周亚夫怀有不同于他人的警惕。

如此种种,构成了周亚夫真正的死因。

周亚夫下狱死去的同月,军功二代出身的过渡丞相刘舍被景帝罢免,由御史大夫卫绾接任。卫绾,是汉代第一个非军功集团出身的丞相。

由白马之盟构筑起来的旧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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