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外交官为何毫无底线？前外交官三个字精辟

　　3月1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说：“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赵的甩锅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舆论哗然。香港著名作家颜纯钩14日在脸书说作为一国外交官不能无耻至此，“国家不能胡言乱语。证据就是证据，事实就是事实，胡说就是胡说，抵赖就是抵赖，外交部发言人有如街头小混混，那真是有失斯文。”　

　　3月1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甩锅言论“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过，外界的所有评论还是抵不上原中共外交官熊向晖的三个字精辟概括，这是怎么回事呢？

　　熊向晖曾是著名的共谍，潜伏在国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将军身边，偷窃机密情报以至胡部精锐十万大军被共军歼灭。立下这样的功劳，他晚年却对友人说：“我对（中共）党的贡献岂止是几个师，是十万大军啊！我真讨厌那些什么文史资料和领导人的回忆等等，他们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斗争，全写在别人的功劳簿上。当年我深入虎穴，他们在哪儿？他们真不要脸，无耻！”

　　中共建政后熊向晖官至驻英代办、驻墨西哥大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人以此提醒熊向晖：“中央重用过你啊，你担任过驻英代办，驻墨西哥大使，出席过联合国……改革开放后，你担任过中国信讬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党组书记。”

　　熊向晖愤愤的说：“我做什么外交官？还不是利用我情报的特长？当然，中国（共）外交官都是要搞情报的，可是特务的身份一经公开，人家不把你当外交官，只把你看作‘一条狗’啊！”

　　他举例说，1961年英国蒙哥马利访华，周恩来对他说：要认真仔细留心蒙哥马利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是有战略情报价值的。

　　来客又问熊向晖：“你在中国信讬投资公司又怎么样了？”

　　熊向晖激动地说：“我在中国信讬投资公司，受到王军（王震之子）排挤，被逼离开。后来自己做生意，我的投资全被人骗了。人家说我的人缘不好，到处求助无门，我的晚年像个讨饭的，人家流氓坐天下。”

　　熊向晖谈到自己的家：“现在别人家的子弟都飞黄腾达了，我熊某家门不幸，我的老婆和我一道干过革命的，早已离开我了，我有一儿一女，儿子和媳妇也早已离开我，女儿曾在新华社英文部工作，长住美国波士顿，也久不往来了。我熊某今天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熊向晖与周恩来

　　当年胡宗南是蒋介石身边重要的高级将领之一。周恩来问蒋南翔，有什么青年同志，出身于国民党官府之家，受过高等教育，聪明机警……的，于是蒋南翔向周恩来推荐了熊向晖。熊向晖当时叫熊汇荃，清华大学学生，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位高等法院庭长，1936年秘密入党。

　　抗战开始不久，胡宗南的部队编为第一军，第一军又成立了三个战地服务团，第一团由丁玲任团长，第二团由谢冰莹任团长，第三团由李芳兰任团长。李芳兰本来是一位护士，政治面目模糊，与国民党上层有广泛人际关系，因此中共就派熊向晖参加了李芳兰的第三团。当时和熊向晖同时参加第三团的中共干部还有申健。熊的姐姐熊惠苓后来和申健结婚。

　　1938年初熊向晖19岁，胡宗南在武昌召集战地服务团第三团团员个别谈话。熊向晖当场把“总理遗嘱”一口气全背了，胡宗南印象深刻。胡又请他父亲吃了一餐饭。胡宗南说，他已看上了这个青年人，将来他的前途必定大有作为。

　　熊向晖当夜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求见周恩来，周不在，由董必武接见。董必武说：“恩来今天有事，不过他早已料到你今天要来。”

　　熊向晖把胡宗南谈话的情况重述了一篇，董必武说：“那表示胡宗南对你印象不错，信任你！你以后要紧跟他。”

　　董必武又向熊向晖分析胡宗南这个人。董说：“胡宗南这个人嘛，是爱国的，是坚决抗日的，同时也是顽固反共的，怎样应付他，你要自己细心动脑子，随机应变。”

　　董又说：“胡宗南要你参加国民党你就参加，而且你要做国民党的积极份子。你要熟读三民主义，总理遗教，蒋委员长的言论，让别人都把你看作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胡宗南骂共产党，你就比他骂得更利害。”

　　董说：“把你安插在胡宗南的身边是党的一步闲棋，总之你一步一趋跟着胡宗南，不要和太左的人接近，也不要找党，别人骂你反动你要沉住气。你要使胡宗南相信你是忠心耿耿拥护他保护他的人。”

　　如此这般，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一直爬到胡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熊向晖的重要作用

　　那么熊向晖为中共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吐露出他退役后又返回南京、西安窃取军事机密，透过潜伏西安的共谍王石坚等密报中共中央以致于胡宗南部连续遇伏损失惨重的全部经过。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晨，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派人乘车来接，我悬着的心放下一大半。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一见我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他转向徐处长：你说杭州杂，寻人难，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我要你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他又问我：新娘子呢？我说：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胡宗南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不提打延安。至此，我的心才完全放下来。

　　胡宗南要徐处长离开，要盛文先讲几句。

　　盛文说：前天（二月廿八日）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把我带来。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三月十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三月十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带我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我端来早餐和茶水。他说，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他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临走时，他嘱咐我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许任何人进来。我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

　　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盛文说，“施政纲领”应有个帽子，他建议全称是“国军收复（或光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胡宗南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随同行动，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我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我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度。

蒋介石和得意门生胡宗南

　　我想起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对我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

　　三月二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方案规定：右兵团指挥官整编第一军（简称整一军）军长董钊，率整一师三个旅、整二十七师两个旅、整九十师两个旅、工兵两营，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左兵团指挥官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三十六师三个旅、整十七师两个旅、工兵一营，于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总预备队整七十六师三个旅，配属战车一营，驻洛川待命。以上共十五个旅，总兵力十四万余。另由整三十六师副师师长指挥一个旅及陕、甘保安团约一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发起进攻时间为三月十日拂晓。发起进攻前一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九十四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发起进攻时，陇东兵团向保安方向佯攻，眩惑敌人；右兵团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占领鄜县（今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向延安攻击前进；右兵团依左兵团协力，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

　　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

　　盛文苦笑一下，说：胡先生前天到南京，始知总裁意图，临时同国防部商订攻略延安方案，昨晚总裁核准后，才电告西安薛副参谋长调集部队。现整一军在陕只有一个旅，其余均在山西；整二十九军正在陇东同共军作战。总裁规定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开始时的三月十日发起进攻，参战部队在九天之内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困难虽多，尚可克服。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我函筱华（按：熊之新婚妻子），告以安抵南京，将返故地重操旧业数月，希她月内前往团聚。－－原已商定，陈忠经（按：此人系另一潜伏共谍，中共建政后官至对外文委副主任）和我相继赴美后，她将辍学移住西安王石坚家的后院，以便运用我的社会关系，掩护并协助王石坚工作。

　　三月三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近年来，由陈忠经安排，王石坚在“社会化、职业化”方面有进展，接办西安《新秦日报》，建立“西北通讯社”，在西大街开设“研究书店”。他还购置了新华巷一号三进院落的住宅。我去看他时，他极为惊奇。我详细告以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包括胡密切注意新华社及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我还告他，胡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

　　不久，胡获悉整二十九军匆忙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被共军阻击，整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在西华池阵亡；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严明在河津翻车折断右腿。

　　三月七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密电胡，进攻日期推迟三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我说：可惜我明日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王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三月八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同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转乘吉普车去洛川。

　　我先已查明延安电台新闻广播时间。九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三月八日下午四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广播称，到会群众共约万余人，林伯渠致开会词，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相继讲话，邓颖超代表妇女界讲话，在通过大会通电后，高呼口号散会。

　　胡宗南听完后向我发议论。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要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胡多次约见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他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在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该分队将积极工作，力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从来没有也从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这些情况又不能用暗语，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院“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

　　人们知道，“研究书店”的后台是陈忠经。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工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的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自离开同官起，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和我一直穿普通士兵灰布棉军服。三月廿四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近午到延安。

　　三月廿五日晨，胡要我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看得很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编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

　　我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新华社四月十四日的社论提到胡宗南的“新战术”，正是三月十日晚洛川军事会议上薛敏泉、汪承钊布置的战术，不过那是“据俘虏讲”，牵扯不到我的头上。但这更加使我相信，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潘裕然、王石坚都各尽其责，我可继续通过这一渠道搞名堂。

　　经过两次惨败，盛文提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借口陕北地形复杂，部队不易展开，又不能就地取粮，后方补给艰难，而共军时聚时散，不知其主力所在，难以导其围歼，为此准备仿效李鸿章“剿捻（军）”办法，以主力守延安，将宁、青二马兵力推进至陇东要地，北依邓宝珊在榆林的据点，东以黄河为障，逼共军就范。胡宗南在五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

　　这时已是四月底，筱华此前已到西安，住王石坚家里。考虑到王石坚的具体情况，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给他，告以胡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军动向。

　　胡宗南未及去南京，五月四日他的整一六七旅又在蟠龙镇被歼，旅长李昆岗被俘。

　　五月二十日，胡宗南对我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

　　行前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没说。

　　五月廿一日晨，我带一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延安去西安。我在西安停留个把月，常在家里邀请绥靖公署和西安党、政机关的熟人聚会，借机介绍他们同王石坚相识，其中包括胡宗南住处的行政副官张德广，他为王石坚办了不少事。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去南京，七月筱华送我到上海乘船赴美。事先与王石坚商定，筱华在南京母家分娩后，即去西安掩护他。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纽约时报》载称：国民党当局在北平、西安破获中共地下电台，抓了不少人。不久，筱华来信说，西安来人告诉他，王石坚被捕（按：此人被捕后投诚，一九四九年随国府迁台，恢复原名赵耀斌，官至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后来得知，我们在西安住所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绥靖公署信封、信笺全被搜走。筱华担心我的安全，我更担心她的安全。万没有想到，周恩来给我的“特殊任务”结束后，还会有这样的余波。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六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和谈代表，他指指我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原国防部次长刘斐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老打败仗。”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