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谕告示是宋代社会进步的标志

11月16日，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项目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rey）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作了一场题为《宋代的榜谕告示》的讲座。

       为什么要有榜谕告示？

       榜谕告示是中国古代传递消息的一种手段，即政府以发榜下告的形式向平民百姓传达政令消息。伊沛霞首先展示了宋代1126年、1127年和13世纪早年间的三则榜谕告示。其中1126年发布的一份“榜”尤为引人注目。1126年是北宋靖康元年，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这份榜文的主要内容，即是在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被围困期间，官府告知平民百姓应该到哪里去赎回被金人所俘虏的家人亲戚的。那么，这些“榜”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被张贴出来的？它背后隐含的信息是什么？榜谕告示如何应对平民百姓普遍有限的阅读能力？榜谕告示贴出的实际效果又是如何？在演讲中，伊沛霞主要利用了包括《宋会要辑稿》、李元弼《作邑自箴》、丁特起《靖康纪闻》、朱熹的文集以及《明公书判清明集》在内的五种资料来回答上述问题。

 

     首先是榜谕告示张贴的时间、地点以及目的。伊沛霞认为，榜谕告示应该被涂写或张贴在郡县衙门的墙壁上，衙门是人们经常举行集会的场所。至于榜谕告示的目的，则非常复杂多样。《宋会要辑稿》记载说，榜谕告示的目的包括鼓励逃跑的犯人、流动人群或者逃荒之人回到当地，鼓励人们种植抗旱的稻米，对投案自首的纵火犯或其他罪犯予以奖励，宣布邪教异端，征兵，对养马者进行补偿，鼓励商人把粮食运送到饥荒地区，宣布一些不合法的活动，如贩卖人口、伪造钱币等。

       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则指出，地方官应该主动倡导进行榜谕告示。在官员到任的第一天，他就应该发布告示，将其所管辖的钱财数目都逐个点验清楚，以避免贪污行为。地方官员还应发布关于政府征税的告示，或者倡导修身养性的告示，如鼓励勤勉仁慈、谨记隔墙有耳、防范那些私藏武器的人，等等。《靖康纪闻》记载说，榜谕告示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更新和替换。在应对不同问题的时候，如武器、珍宝或马匹等，榜谕告示的内容也会随之变化。除此之外，榜谕告示还有招募新兵巡逻等内容。

       在朱熹及其门徒的文集中，榜谕告示的目的还包括：劝说农民应该更加勤劳耕作，告诫邪教追随者应该早日放弃他们的信仰，劝说尼姑还俗，警告部下，或者是用榜谕告示的形式表达个人立场。《明公书判清明集》则认为，榜谕告示可以宣布一些非法的活动，或者使虐待亲属的人蒙羞，警告部下，以及表达义愤等。

记载朱熹及其弟子言行的《朱子语类》

      中国古代榜谕告示形式的演变

       伊沛霞指出，《周礼》中提到，当时有专门的政府工作人员负责召集百姓，向他们宣读新的法律条令。之后，官员们将这些已经口耳相传的法律条令书写在墙壁上，以便让辖区内的百姓知晓，其目的在于“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劝之”。考古工作者在距离秦汉帝国首都长安很远的地方，发现了秦汉时期写有法令告示的木简，表明秦汉帝国的法令告示可以传递到极其边远的地区。《汉书•價山传》中“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赢疾病扶杖而往听之”的记载，则表明秦汉时期仍然存在人们聚集在一起，聆听官府颁布新法令的现象。但伊沛霞注意到，这些记载似乎都只提到了法令，但很少记载政令是如何向下传达的。在唐代文献中，更多提到的是“布告天下”或“宣告中外”，《册府元龟》和《全唐文》记载，唐宣宗抱怨一些政府官员没有把中央政府的敕令告示给百姓，导致“闾巷闲不知旨意”。《册府元龟》和《唐会要》记载，内外官员应该在闲暇之余阅读政府的律令格式，“仍以当司令式，书于厅事之壁”，由该司所掌的名目，则“粉壁书写”。晚唐五代时期，榜谕告示所使用的语言和宋代的语言相似，但在伊沛霞看来，大多数告示实际上更便于政府官员和办事人员，而非普通的平民百姓。

       到了宋代，榜谕告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朱熹在担任地方官员时，曾有印刷和布告劝农文榜的举动。文榜发下后，三个县都对文榜进行了张贴告示，“晓谕民间通知”。朱熹还和弟子谈到《周礼》中有关于“属民读法”的记载，却并不知道具体的操作情形。接着朱熹就谈到了宋代的做法：将忠信孝悌等事迹书写成文字，半年或三月一次，在城市或乡村的某个地点，把百姓聚集起来，向他们宣读并让他们理解其中的内容。朱熹认为“粉壁书写”的方法也会有很好的效果。伊沛霞认为，朱熹更加注重榜谕告示在地方教化中的意义，但不太关注“出榜召人”的做法。然而，在《宋会要•食货》中却有不少关于“出榜召人”、承佃纳税的记载。伊沛霞表示，像《宋会要》中所说的这样，专门出榜告示，召集百姓聆听官府的政令宣告，她没有找到其他类似的记载。在北宋东京城被围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新的告示，但也没有类似的情形出现。

       在都城被围困的情形下，官府告示的内容传播得很快。伊沛霞根据《靖康纪闻》的记载，以列表的形式比较了东京城被围困期间发布的三份告示。第一份发布于1126年12月24日，时间地点不详，张贴出了金人国书的内容，士人百姓看到后都心怀忧惧；第二份发布于12月25日，地点是在平民百姓居住的场所，内容是怎样赎回那些被金人劫持的人口，结果不一会儿成千上万人都聚集起来，当局不知该如何应对；第三份发布于12月26日，时间地点不详，主要内容是催促收括金银，卖官鬻爵，以及募人承买僧道紫衣师号，结果告示贴出十余天后，仍然没有人回应。

       伊沛霞认为，更加广泛使用的印刷术，是告示在宋代出现诸多变化的重要原因，宋高宗就是利用印刷术进行告示的主要支持者。宋高宗发布于1133年、1134年、1143年的三道诏令，都提到发布诏令时应该采取“镂板”的形式。《宋会要•刑法》记载，发布于1134年的一份诏令提出，告示应更多使用文榜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任职时更加频繁地使用印刷的告示，并且将榜谕告示的功用延展到了道德教化方面。

宋高宗画像

      榜谕告示是宋代社会进步的标志

       那么百姓们要如何才能理解这些榜谕告示呢？中国古代社会平民百姓的阅读能力有限，因此官府在做榜谕告示时，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强调书写清晰，并使用常用的汉字。朱熹还指出，必要时还需地方长老向平民百姓解释告示，让他们了解这些简单措辞的含义。但是，朱熹仍然对榜谕告示的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他在给赵帅的一封书信中说，“近日仓司所行，全是文具”，只是“置立粉壁”，并没有真正把告示的内容传达给百姓。朱熹认为，应该把这种行为视作一种警示，绝不能再有类似的行为发生。前面说过，朱熹还会把榜谕告示作为推行教化的一种方式。虽然他承认《周礼》中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有着很多优点，但他自己却不采取这种方式。

       最后，伊沛霞将宋代榜谕告示的运作实态与其他时期进行了对比。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相比，印刷术在宋代社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罗马，印刷术的运用导致新的告示会以印刷小册子的形式进行，然而一些手写的告示仍然存在。伊沛霞将其与口头的宣告相比，提醒我们注意：为什么口头的宣告在欧洲存在了更长的时间？它是否具有除表达信息之外的更多作用？

       与宋代其他的告示方式相比，榜谕告示只是用于官府的政令通知，在必要的时候，这些文字会传播得更远。保甲制度可能是地方官府向平民百姓传达政令消息的主要媒介。在进行榜谕告示时，官府每次都需要对人们是否应该被聚集到一起或告示内容是否充分作出判断。通过发布印刷的榜谕告示，政府因此减少了很多麻烦。在伊沛霞看来，无论是在治国之道，还是在扫盲、提高识字率，或者是在印刷术的使用方面，榜谕告示都是宋代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