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1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事实上成为了代替周恩来的主要人物。没过多久，他与江青就风庆轮事件上大吵了一架。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顶撞江青。事情发生后，王洪文立刻飞往长沙，向在湖南养病的毛泽东告了邓小平的状。本文摘自本文摘自陈冠任的微信公众号，原题为《邓小平与江青吵架，且首先离席走人，毛主席支持了谁？》。
1972年在毛泽东三次推荐后，党中央就邓小平的任职发出了通知，邓小平成为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国务院副总理）军（中央军委委员）主要领导人。邓榕叙述毛泽东的这个安排说：
父亲不仅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而且还进入军委，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这一个安排，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让邓小平进国务院，帮助周恩来做政府、哪怕外交方面的工作，是料想之中的事。因为“文革”前邓小平本来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可是，让邓小平参与军委的工作，则谁也没有想到。虽然解放前邓小平长期在部队工作，也有战功，但解放后他主要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没有军队实职，曾经担任过没有实权的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参与管政又管军。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这样一个部署，实际上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形成了有力的支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事实上成为了代替周恩来的主要人物。但是，邓小平上台后，不到10个月，与江青就风庆轮事件上大吵了一架。
所谓“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起由是这样的：“风庆轮”远航胜利归来，是我国自己生产远洋轮船的又一成功事例，是一件喜事。因迫于远洋运力不足，国务院和交通部曾决定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江青一伙便抓住这一“事件”，大肆攻击交通部“卖国”，并宣称“（交通）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诬蔑交通部“崇洋媚外”，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并把不同意批判交通部和国务院的“风庆轮”政委李国堂等人扣押批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1974年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江青提出风庆轮事件是“崇洋媚外”和“卖国”的问题，然后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邓小平说：“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
结果，两人就吵起来了。
邓榕这么叙述两人吵架的情况：
邓小平忍无可忍，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邓小平继续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江青一向骄横跋扈惯了，而今天，在全体政治局成员面前，邓小平竟然这样顶她，使她不禁怔了一下，接着，她便大叫大闹了起来。看见江青如此泼皮嚣张，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邓小平即离席走出了会场。邓小平走后，张春桥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顶撞江青。
第二天，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湖南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并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但是，令江青、王洪文等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支持他们。
听完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是强，会打仗呢！”毛泽东还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杨胜群主编：《邓小平传》。）
在老婆和邓小平之间，毛泽东却选择了支持邓小平，可见他对邓小平是何等的信任。
与江青吵架之后，邓小平不仅没受到影响，还继续获得毛泽东的重用。毛泽东再给邓小平身上压担子，提议由他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75年前后，邓小平再次成为身兼多个党政军最重要职务的人。邓榕说：
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已由毛泽东确定，担任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此时所任职务，兼党政军要职于一身，职务比“文革”以前还要多，地位比“文革”以前还要高。（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毛泽东授予邓小平如此重要的权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邓榕说：
仅从他（邓小平）的任职看，即充分说明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对邓小平所寄予的厚望。毛泽东信任邓小平的才能，赏识他的品格。他此时真切地希望，邓小平既能做到“永不翻案”，不反对“文革”路线，又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像周恩来一样，支撑起偌大一个中国国家机构的运行。（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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