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对恩人 军区司令员丁盛下毒手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点名

　　丁盛被定为“四人帮”同党，是由因领导粉碎“四人帮”而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亲自点名的。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7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些了解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间军队权力极大，华国锋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1970年，47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因部队移防而调离湖南后，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顺理成章接替黎原职务，但丁盛和军区政委刘兴元却力主由华国锋当一把手，卜占亚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刘兴元、丁盛的意见，对刘、丁毕恭毕敬，有如下级对待上级。为什么如今时隔几年，华国锋竟会对丁盛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呢？

　　有的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华国锋已经是全党的“英明领袖”，抚今追昔，想想当年他仰广州军区领导之鼻息的那段经历，他心里大概会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报什么恩，倒要谨防他找碴儿报复。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来造反的陈胜，曾对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同伴说过“苟富贵，无相忘”这样仗义的话，可等他当了大王之后，穷哥们儿来投奔他，他却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来人杀了。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旧交，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华国锋除了整丁盛之外，还整了广州军区一大批干部，绝不是偶然的。再说，华国锋要整丁盛，也是有由头的。1972年，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决心把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要丁配合，丁却认为卜占亚即使有错误，也只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便敷衍了事，让华很没面子。以后卜占亚屈打成招，丁盛却因毛泽东说了他的好话而逃过一劫。如今有了机会，岂可错过！

　　当然，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

　　磨难

　　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

　　1980年之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再英明，他说过的很多话，做的一些决定遭到批判。但是，奇怪的是，他对丁盛的定性，却被不走样地继承下来。

　　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没有出庭。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丁盛的起诉书称：“1976年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60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后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

　　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荒唐、幼稚，丁盛怎么能讲出这样没水平的外行话来！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建制部队的调动大权集中于中央军委。对像丁盛这样的大军区领导而言，只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都能调动；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也不能调动。因此，不存在哪个军调得动、哪个军调不动的问题。我尤其奇怪的是，起诉书为什么偏偏提到60军？要知道，60军在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中，在历史上并不是很强的部队。倘若起诉书认定丁盛真的讲了60军他调不动这样的话，这可算是对这个军的褒扬，那么，反过来岂不是说南京军区的另几个军，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所在的第1军，倒是可以放心，可以调动他们参加“四人帮”的叛乱吗？这岂不是在政治上对另几个军的的莫大的侮辱吗？

　　这个起诉书的材料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其执笔者在其他方面还是颇有心计，颇下功夫，可算是一个老到的刀笔吏。如丁盛明明是到上海一带做战备勘察后住进延安饭店，马天水等人是偶然得到消息去做礼节性拜访的，但他却写成“……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笔尖轻轻一转，就变成丁盛是专门去上海与马天水等人密谋了。丁盛与马天水等人这次会面前后不过一个小时，当时丁盛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都可作证，起诉书则写成“作了半夜密谈”！好个“半夜密谈”，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又过了1年零8个月。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才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于是“决定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却又引起我的一连串疑问。这里最大的疑问是：丁盛与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对他们毫不摸底，特别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是为丁盛所鄙视的“造反派”，他们又没有预先串连，丁盛凭什么对他们竟会一见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筹码，毫无顾忌地同他们密谈“打内战”的问题呢？难道他不知道，从古到今，窃议最高领导人（古代是皇上）的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吗？

　　“免予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1977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有人干脆称之为“开除军籍”），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

　　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由于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1984年9月18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背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10月间，终于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进了铁路医院。

　　漫漫申诉路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少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

　　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

　　笔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诉活动。

　　我与丁盛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8月，我所在的四野第48军解放赣西南地区后，军主力奉命就地驻防剿匪。这里是丁盛的家乡，当地一些群众向我提到他，我才知道有个丁盛。此时他是45军135师师长。1960年，丁盛率由44军和45军整编而成的54军主力在西藏平叛，恰巧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才第一次见到他，并有过短暂的交谈。1968年春他从新疆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年多后任司令员，我先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长，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才与丁盛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我从1951年开始做秘书工作，1953年调中南军区司令部。几十年间，除当过几年作战参谋外，一直在秘书部门围着领导转。几十年的秘书工作经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领导干部的活动，从工作到私生活，很难逃出一个尽职尽责的秘书或秘书部门的眼睛。以我对丁盛的了解，从一开始我就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深感怀疑。及至看了他的“罪证材料”，更感到难以令人信服。

　　1988年8月，我回山东探亲，在烟台意外地与丁盛夫妇相遇。他们住在一个老战友的孩子家。我与丁盛进行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定案材料中讲，他曾于1976年8月8日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讲，60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激动地说：“根本就没这回事！60军是我到南京之后，为了战时加强长江口的防御，经我提议，报中央军委批准，才从江北调到沪宁线的。如果我指挥不动，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如果不是心存偏见，应该承认丁盛讲得确有道理。

　　定案材料又讲，“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听了丁盛关于他指挥不动60军的谈话之后，便给他们控制下的民兵突击下发了大量武器弹药，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材料的炮制者竟然没注意到，1976年12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早已认定“今年（1976）6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可见此事早在所谓丁盛关于60军的谈话之前两个月，“四人帮”就已作了决定，现在却又扣到丁盛头上，露了大马脚。这种造假水平实在太低，用一句山东话讲，是顾头不顾腚啊！

　　听了丁盛本人的陈述和研究了若干材料之后，我感到对他的定罪材料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破绽百出；而且对丁盛这样处理，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我有责任帮他把此事弄出个究竟。

　　1989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春节后应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1990年2月27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弃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予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这年5月，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91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随后，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但对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则因他在1967年后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没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采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以后他了解到，军委这两位领导人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位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倘若聂荣臻当时还在台上，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了。

　　这件事让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帅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北京的天气也冷起来了。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不愿解铃的系铃人

　　沉寂了几年，丁盛决定继续申诉。笔者同他一起分析了形势：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其复杂处就在于他被扯入了一个集团案，整个集团定性未变，他的问题很难单独解决。因此，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但是，如何申诉，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注意到，丁盛的定案材料只有一条罪状，即由于他讲了60军不听指挥的话，结果导致“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准备叛乱。而此事据说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受审查时交代的。我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能让三人中的一人讲出他们当时是如何编造出这个口供的，岂不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对丁盛的指控了吗？由于马天水已经死亡，而王秀珍是个工人，我建议从徐景贤身上突破。丁盛赞同我的意见。

　　1998年4月14日，我先给上海一位作家写去一信。这位作家以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事件内幕和风云人物秘闻而蜚声文坛，他与徐景贤是老关系，我与他有一面之交。由于不知道徐景贤的通信地址，给徐的信需请他转交，同时也希望他和徐先通一通气，做做徐的思想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周，我又托去上海出差的一位熟人去拜访这位作家，着重就如何给徐景贤写信问题向他求教。这位作家表示愿意帮忙，并就该如何给徐写信提了很好的建议。

　　5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给徐写去一信，请作家转交。徐景贤等人的“证词”让丁盛毁掉了一生荣誉，饱受磨难，但丁盛在信中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大度。他先是对徐热情问候，然后讲了他的现况，最后才恳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关于丁盛的那段口供或曰“证词”的来历。信中写道：“如前所述，给我定罪的由头是1976年8月8日我同你们三位的会面与交谈，而惟一的证据则是所谓你们三人的‘证词’。同样，这‘证词’又成为拒不受理我申诉的挡箭牌。我深知你们当时的处境，倘若真有什么‘证词’，也不难想见它是怎样产生的，其责任并不在你们。实际上对我的处理早已内定，有没有你们的‘证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丁盛在同时写给那位作家的信中，除对作家的热心表示感谢外，并提出如认为他给徐的信有何不妥，可以指出，退回重写。

　　然而，信发出后，徐景贤却未回应。

　　2000年春，我去大连看望我的入党介绍人，曾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程抟九同志。归途我特意在上海停留。5月20日上午，我去拜访那位作家，专谈丁盛问题。他说，收到丁盛写给徐景贤的信后，便经由徐的小女儿将信转交给徐了。作家说：“丁司令（他确实是这样称呼的）的信写得很明白，徐景贤看后也会认真考虑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不会为丁司令员作证的。他知道，如果现在由他出面来推翻他原来的供词，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是由组织出面，比如中央组织部收到丁司令员的申诉后向他作调查，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会一五一十地把问题讲清楚。”“这个人很聪明，可惜太聪明了！”“听说他现在正在写回忆录，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到这件事。”“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公民权，但是仍由市××局×处管着。”最后，这位作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丁司令员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胡耀邦。可惜他死了！”

　　我认为这位作家对我这个新交的谈话是坦诚的。我提出，想争取和徐景贤直接谈谈。他把徐景贤女儿的电话告诉了我。我随即给徐女士打电话，说1969年开“九大”时我曾同她父亲打过交道，也可算是旧交，我定于22日离开上海，希望走前能看看她的父亲。第二天，徐女士来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和几个朋友到郊区去了，可能当天不能回来！

　　事情果如那位作家所料。既然他有顾虑，不肯见我，岂能勉强？罢了！

　　2004年，徐景贤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他自称此书是“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却对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下干的坏事极尽洗刷、粉饰之能事，并多有讹误。如书中讲：“九大”期间，上海代表团仅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住地京西宾馆对陈毅元帅批斗了两次，即听从周恩来的劝告“适可而止”。这是公然撒谎，实则对陈毅的批斗几乎贯穿“九大”的始终。他把时间、地点也弄错了：“九大”是四月一日才开幕的；上海代表团也不住京西宾馆，而是与我所在的广东代表团同住北京饭店。对丁盛问题，他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承认曾与丁盛有过“密谈”。而奇怪的是，在正文中却根本未提此事。这么一件关乎他和丁盛命运的大事，岂能疏忽遗漏？正如那位作家所说，这人“可惜太聪明了”！

　　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时断时续的申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结果。在物质待遇方面还是多少有些收获。

　　1993年8月2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向南京军区发出通知，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50元；可以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1995年，经中纪委和军委纪委协商，决定将丁盛收回军队，由广州军区接收安置。广州军区为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师职离休干部住房。从此，丁盛夫妇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涯，终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在生活上一向比较随便，随遇而安。自从遭整之后，在政治上他不服，他愤怒，他抗争，但是在生活上，他却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过去他是不管家的，也不需要他管。现在，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什么都干。1984年10月之后，丁盛因病从南昌回南京治疗，以后几年大部分时间便与妻子儿女们住在一条小巷内的一栋旧民宅里。当地居民经常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提着篮子出入菜市，买些便宜菜。不久，大家便知道这是原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老将军。有的邻居和他攀谈，感到这个老头儿很和善，很随和，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有人叫他“丁司令”，他赶紧摆摆手说：“咳！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老丁。”

　　丁盛治军很严，但平时关心爱护干部，尤其关心下级疾苦，这方面口碑很好。他遭整后，54军和原45军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几乎没人相信老军长会干起诉书所指控的那种事情。过去一些与他没有联系的老部下，在他遭难之后，反而通过多种渠道与他联系，有些人还邀请丁盛到他们所在城市走走看看。54军和原45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打到两广，不久后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改隶成都军区，参加了西藏平叛和中印边境作战，以后又先后转隶武汉、济南军区，因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54军的转业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丁盛应老战友和老部下之邀，与妻子一起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探访者应接不暇。在北京和天津、昆明、重庆等地，因为要来看望的人和丁盛要回访的人太多，便有热心人组织聚餐会，北京的聚餐会竟然到了近200人。有的人与丁盛分别几十年，见到当年英姿焕发干练豪放的老首长，如今历经磨难，竟像是换了另一个人，无不为之黯然。丁盛夫妇要走了，大家争着为他筹措路费。有些早年转业的基层干部，生活相当困难，也一定要凑几块钱，表达一点心意。丁盛曾多次对熟人讲，他晚年有三靠：一靠妻子儿女，二靠组织，三靠老战友。前两靠不言而喻，第三靠丁盛感受最深。这些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在他遭难之后，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信任他，大家不相信他会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老战友、老部下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使丁盛得到极大宽慰，更激励了他为讨还政治清白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一讲起同这些老同志的深厚情谊，丁盛就满怀深情，激动不已。

　　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儿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确实一直得到妻子儿女的极大关爱，但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点名批斗之后，还没等到正式处理，他的妻子儿女便都受池鱼之殃，几个孩子或转业，或下放，全家在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上世纪80年代丁盛那150元的生活费，他要用于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1993年8月，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睡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80岁，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1995年4月，我受命为一位开国上将作传，去深圳采访住在女儿家中的丁盛。此时丁盛的几个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采访完了我要离去时，丁盛起身从窗台上拿来一个装有许多硬币的罐头盒子，对我说：“你坐公交车，车上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他夫人在一旁说：“深圳上车7毛钱，实在别扭，还不如干脆像广州那样，收1块钱算了。”丁盛听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3毛钱。”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有句俗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过过苦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丁盛这种感受，说出这样话来的。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15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1999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30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对我说，他住过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他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最后的关怀最后的遗憾

　　1998年8月，为讨还政治清白而坚持斗争、苦苦等候的丁盛，忽然得到北京一位老友传来的喜讯：丁盛的老首长、“两案”审判时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亲自出面请求为丁盛平反，要丁盛立即赴京，面商有关事宜。丁盛兴奋不已，立即和妻子赶往北京。

　　抗日战争末期，丁盛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黄火青是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黄火青曾兼任热河军区政委，丁盛是热河军区下属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稍后，黄又任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盛是这个军区的一个旅长。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专做地方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对“两案”进行审判时，他被指定为“特别检察厅”厅长。在认真看了对丁盛的起诉材料后，他认为证据不足，建议不要把丁盛列入起诉名单。但是，他的意见被否定。

　　见到关心自己的老首长，丁盛格外激动。黄火青是一个律己甚严而又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家，他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屋子里摆的还是几十年前公家配的旧家具。这年他已是98岁的老人。

　　黄火青简单地问了丁盛的一些近况，便很快转入正题。他说，虽然他已很久不工作了，但是还一直记挂着丁盛的问题。他对丁盛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惋惜。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争取使丁盛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他给丁盛出了个主意：当时正值印度进行了核弹试验，又在中印边境炫耀实力，丁盛曾在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印边境地区和印军情况比较了解，不妨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个报告，先对加强中印边境战备建设提出建议，然后再顺便提出自己的申诉。报告由他转呈，他也写个报告，提出对丁盛问题的处理意见，一并上报。估计这样比较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丁盛随即按照黄火青的指点写出报告。考虑到报告的文字不宜太长，丁盛对加强边境战备建设问题写得比较简略，而另写了一份《对当前中印边境斗争的几点建议》，作为报告的附件。丁盛在报告的申诉部分，扼要地谈了他当前的困境，“今年85岁了，右眼失明，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个老病号，动过5次手术。多年来，全靠子女和战友们接济生活。”他恳切表示，自己“热爱党，热爱军队”，“希望能回到党和军队中来，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党籍军籍问题，并提高一点生活待遇”。

　　报告呈上去了，因为是黄火青具名，军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请军委纪委调查了解情况后处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调查清楚？有多少程序、过场要走？需要多少时间？谁也说不清。在北京是等不起的。

　　丁盛夫妇只好又回广州等候消息。

　　等到1999年1月，丁盛在北京的那位热心的老友终于来信了。跟5个月前的情况相反，这是一封让丁盛泄气的信。这位老友的信一开头便写道：“两次请你们来京，事情都没办成，我实在感到歉疚，对不起故人。”事情没有办成，是黄火青让他身边的人通知丁盛这位老友的。据黄火青的身边人说，“黄老自己也感到难受，他（黄火青）说，‘今年办了两个人的事，都没有办成，感到对不起丁盛同志’”。黄火青原想先争取使丁盛恢复党籍军籍，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适当改善。”话说到这种地步，黄火青也无可奈何，只能慨叹“谁知结果是这样”！黄火青还得到通知：军委领导人的批示已形成文件，发往广州军区，届时有关部门会找丁盛落实批示精神。这位老友最后劝慰丁盛夫妇想开一点，“保持身心舒畅，至于历史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谁又能封住后人之口？！”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心情怎能舒畅？不过，有人劝慰丁盛：政治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能先改善一下物质生活也好，物质待遇提高了，也有助于消除或减少一些人对丁盛的政治偏见。丁盛认为这意见不无道理。

　　但是，又等了半年，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7月11日，我又帮丁盛分别给黄火青的身边人和丁盛在热河时的另一位战友写信（先前那位老友到美国看望留学的女儿去了），反映了这一情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丁盛还没等来北京的正式答复，便突然病倒了。8月26日，他因高烧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院诊断他患了肺炎。虽然按上面规定他只能住师职干部病房，但是医院方面对这位老司令员还是尽可能给予适当照顾；同时，丁盛的长女丁力是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之一，更使他得到许多慰藉。

　　丁盛住院后体温一直不退，但他精神很好，头脑清晰。9月初我去探望他时，他表示对治疗很有信心。其实，他对病情的凶险还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对丁力讲，他知道，朱老总就是得他这种病去世的。也许正因为他有了这种不详的预感，他和自己的亲人谈了许多平时他很少讲的往事与人生感悟。他说，如果他不参加革命，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所以，他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晚年他虽遭不幸，但是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过去的战友们都关心他，信任他；来到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工休人员都尊敬他，照顾他；自己的子女都很争气，他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他也看到有些过去的熟人，现在见了他不大自在，有的人甚至和他“保持距离”，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他理解人家的心情，要体谅人家；但是，对有人劝他“看淡一点”，他却说：“这话看怎么理解，如果是劝我不要消沉悲观，我赞成，如果是劝我认错认罪，那就是是非不分了，我没有的事，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绝不能承认，不存在看重看淡的问题！”他对有关方面迟迟不处理他的问题，感到很不理解。他知道自己已是耄耋之年，来日无多，时间的优势不在他手里，他陪不起，拖不起，常常为此焦急。但他坚信，只要是共产党，迟早总会给他平反。

　　9月22日，在几十年的战争环境中体力严重超支，最后20年又备受屈辱，早已心力交瘁的丁盛，病情急剧恶化。医院把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广州几位著名专家请来会诊，最终仍无法挽救他的生命。9月25日，丁盛与世长辞。在丁盛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孟文虹和子女们曾给军委主要领导写信，报告丁盛的病情，并请求为丁盛平反，让这个一直心在共产党、心在军队的老战士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自然，这封信也没有结果。

　　困惑与反思

　　丁盛去了，他怀着莫大的遗憾去了。斯人虽逝，却留下了一串令人困惑、发人深省的问题。

　　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丁盛究竟为什么遭难？很多人认为，丁盛是在劫难逃。他长期在林彪、黄永胜领导下工作，在衡宝战役中率孤军插入白崇禧集团的心脏，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立下大功，受到林彪嘉奖，以后又继黄永胜之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这些原本辉煌的历史，当毛泽东把林彪视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之后，对丁盛就很不美妙了。1971年8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曾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话绝不是随便说的。丁盛不该忘记，当时华国锋就在现场，华是以善于揣摩、领会毛泽东的意图而着称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大批原四野干部受到审查、处理，但因毛泽东曾讲过丁盛、刘兴元的好话，才使他们躲过一劫。然而事实证明，像他们这种经历的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长沙被接见的广州军区丁盛、刘兴元、卜占亚三人都被陆续“补课”，无一幸免。所不同的是，刘、卜被划入“林彪反党集团”，而丁盛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四人帮”分子。为什么要把丁盛和“四人帮”弄到一起？有人认为，这是形势使然，斗争需要，符合“大方向”。这样有助于深揭和坐实“四人帮”图谋掌控军队的野心。更何况丁盛在大军区司令员中资历浅，他在南京又是个“外来户”，只要上面给他定性、点名，不愁众人不一拥而上——当年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无不如此，概莫能外。也有人说，丁盛这人说话、做事太冲，不会拐弯，不懂韬晦，有些人（当然不是一般人）早已对他不满，他却浑然不觉。他挨整是早晚的事儿，但绝没想到他会成为“四人帮”分子，这可真是……

　　最早把丁盛“端”出来时，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丁盛）的话有记录可查”；以后，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也说，丁盛的“罪状”“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不管丁盛本人或他的亲属如何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却始终不肯拿出为丁盛定罪的任何证据。这不仅使丁盛和他的亲属不服，许多关心此事的局外人也深感诧异：既然丁盛不肯认罪，又申诉不断，何不把证据亮出来，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既可让丁盛老实认罪，又可教育广大群众！

　　丁盛不断申诉，有关方面多数情况下不予置理，当不得不答复时，则说：上面有“精神”，为了保持安定团结，凡是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已作过处理的，一律不再处理。这就奇了，且不说“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种提法本身就很不正确，是一种极左政治术语，关键是这两次“路线斗争”情况极为复杂，谁敢保证件件处理正确？倘若错了，为什么却“一律不再处理”？不是讲“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吗？不是讲“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吗？不是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新的“凡是”就是金科玉律，冒犯不得呢？至于说什么“安定团结”，岂不知物极必反，不平则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明知有问题而置之不理，只会增加不安定因素，何来安定团结！

　　丁盛的遭遇令许多老干部为之不平，更有人为之奔走呼吁，虽然收效甚微，却让丁盛深受感动，得到莫大宽慰。这些人几乎都是已离休的无权者，因而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尽管可能反映民意，却未必能引起重视。而一些当权者，则对此事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冷漠的态度。特别是有几位丁盛当年的部属，在丁盛申诉的后期都位居要津，他们对丁盛的基本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也应该看到丁盛的申诉材料。他们确实无权为丁盛彻底平反，但也绝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然而，可能是为了避嫌，他们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知这是否也是中国特色？

　　尾声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提倡“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丁盛是个有公民权的人，一生又出生入死、竭智尽忠，为共产党打江山，自然应该为他开个追悼会。经过请示，有关方面答复：主要由亲属办理。既开追悼会，就得发讣告，布置灵堂。讣告和灵堂的横幅该如何称呼丁盛？亲属按惯例拟写“丁盛同志”，不料，过去对丁盛的申诉或者没有反应，或者反应慢得出奇的有关方面，这次却反应奇快：不能称同志！为什么？没作解释。那么，丁盛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决定书”并没宣布剥夺他的军衔，可否称为将军？也不行！丁盛是1930年的红军，他出事之后南京军区只是宣布“命令”他“退出现役”，并没说开除军籍，称老红军总可以吧？答复还是不行！

　　丁盛的妻子儿女们一起商议该怎么办，大家都犯难了，总不能就叫丁盛吧？

　　我被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家庭会议。我搜索枯肠，提了个意见：中国有尊老传统，老作家巴金、冰心，他们晚年大家都尊称为巴金老人、冰心老人，一位著名女歌手唱的一首歌中，也称邓小平为老人，我看就叫“丁盛老人”吧！大家议了一阵子，虽然觉得不太理想，最后还是都同意了。

　　不少人认为有关方面的决定太不近人情。有些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老人”的称呼也是官方定的，以鄙夷、揶揄的口气说：“哼！真想得出，来个‘丁盛老人’！”我听到后赶紧声明，这是我的建议。对方马上换了口气：“你还真能发明创造呀！”我只能苦笑。

　　1999年10月7日，“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在黄花岗殡仪馆大厅举行。几百人挤满了大厅。参加者都是自发来的，不少人来自外地。没有一个在职的领导干部到场。灵堂四周摆满了花圈，花圈飘带上写的对丁盛的称呼因吊唁者的身份而异：同志、将军、老首长、司令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丁盛老人”。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这是毛泽东于1967年5月对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两个反映“支左”情况报告的批示。毛泽东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两个单位对“造反派”支持不力，要求军队改变观念，跟上形势，真心支“左”。毛泽东的批示是不对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他们已经以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作了结论，毛泽东在作批示后仅一年多时间，便也公开表示不再支持“造反派”了。但是，此话的一般道理还是对的。用于对丁盛问题的处理也很贴切，有针对性。所以，我用此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2008年3月5日上午于广州。作者迟厚泽，原题为《记晚年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