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张国焘军统岁月

张国焘人生最大的败笔，自是1938年叛变投靠国民党并成为军统特务，可谓自导自演了一幕丑剧；作为军统长官戴笠的亲信，沈醉眼中的张国焘是怎样的一个人？叛逃中共投靠军统的张国焘与戴笠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沈醉在《沈醉回忆张国焘在军统》一文中有过详细披露。

1938年7月3日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延安庭院内合影（图源：AFP/VCG）

提起张国焘这个人，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和一小部分外国人，都是会有一点点印象的。

一九四九年春天，他逃往香港，以后又去加拿大，他赖以为生的是写他的回忆录和自传一类文章，以及对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分析等来维持生活。

据我了解，他在香港和加拿大这一段时期，每天都得埋头写东西，因为稿费收入不丰富，又别无所长，所以天天要写。因此，他能写的几乎都写完了。可惜的是，他在军统局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那一段经历，却没有勇气写出来。那好，我就尽我所知来替他补充一段，以便后人了解。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说时指出：“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毛主席当时没有说明，他到哪个特务机关去做特务，以及在特务机关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毛选的注释中也没有注出来。他自己也没有写，这可能和毛主席同时指出：“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有很大的关系吧！

据张国焘不止一次告诉我和毛人凤等，说他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就作了投国民党的打算，因为在共产党内，最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是，“不但无权而且受气”。

出卖灵魂的“代价”

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每年清明节，国民党派官员去陕西黄陵县，祭扫轩辕黄帝陵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派人参加这一祭扫仪式。一九三八年清明节，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身分前往参加。祭扫仪式完毕，他就只身投敌，连跟随他的警卫员也耻于和他一道出卖灵魂，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他的这一背叛行为，当时的确曾引起过国内外许多人的重视和惊诧，蒋介石在武汉接见了他。他原来以为从此便可升官发财，青云直上了。和国民党人打交道，可不是那么简单。投降的人不管你过去地位多高多大，而去投降时如果不带一份厚礼，手中无一点讨价还价的本钱，就得听从摆布了。

开始，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这个名利心切的人，对这样一个无职无权的空头委员，已感到大失所望了。他有没有后悔，没有听到他自己谈过，我相信有一点他可能会认为比在延安好一些的，是生活上要舒适一些，也没有人会批评他。国民党官员当面总是嘻嘻哈哈，笑里虽带刀，多年的经验，使他们能把刀藏得不露一点痕迹。所以表面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

在“守土抗战”的背后

“西安事变”以后，由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平解决了那场一触即发的内战，使蒋介石获得了自由。国民党再不好意思公开叫喊“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和坚决执行“反共重于抗日”这一方针政策了。是不是不喊就等于放弃或真正改变了呢？没有！肯定没有，芦沟桥的枪声打响之后，虽然报纸上大肆宣传什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真正是这样：人无老幼，皆守土抗战吗？回答应当是“否”！国民党不抗日吗？死掉那么多的士兵与下级军官，也不会允许别人这样说。武汉沦陷之前，我在上海，亲眼看到前线士兵英勇顽强地和日本人拼搏，也在台儿庄打过胜仗。但武汉沦陷前，确已早有那么一群人，就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刚刚开始，这些人当中，一批重要当权者，就在相互交谈中提出过：“日本亡我国而不灭我党，共产党不亡国而欲灭我党。”当然，在这些人心目中，国可亡党不能灭，灭了就没有他们的官可做，财可发了。

抗日战争刚一开始，延安抗大、鲁艺在上海招生时，就被特务把招生广告撕毁，后来撕毁太费劲，又奉命把在上海报名地点撕去或涂抹掉。这难道是符合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协定吗？更不用说去故意阻拦和逮捕去延安的人了。

戴笠手中的“宝贝”

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逃到武汉时，“反共重于抗日”的策略又已开始在各地执行。正好，张国焘只身前来恰恰迎合了这一需要。以国民党机关之多，蒋介石左不考虑，右不考虑，而考虑把他交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让他去这一专门反共的特务机关工作，不但用心良苦，也可以说是十分恶毒。

听说：当蒋介石当面把张国焘交给戴笠时，是很有礼貌地：“请张先生去给他（指戴笠）帮帮忙。”当然，张国焘虽然一听到把他安排到军统局去，既不是当局长副局长，而是去“帮忙”，那会有多大的权呢？再不愿意，总不能刚一进人家的门就连“最高统帅”的命令也不听吧！有一千个不高兴，也只能点头哈腰唯命是从。戴笠头几天听到老头子这一决定，高兴得几乎连觉也睡不着。他认为有了这样一个“宝贝”交给他使用，“消灭共产党，有何难哉！”

蒋介石和戴笠都错误地、也可以说是过高地估计了张国焘吧！不然就是听信了他的自吹自擂。总以为他过去在共产党的地位和关系，对大搞在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进拉出的阴谋活动，都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肯卖点气力，对搞垮共产党，至少分裂共产党将起到决定的作用。

戴笠的“座上客”

戴笠平日就爱请客，他请的客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除了国民党几个元老不爱理他外，宋子文当了行政院的院长，也是他座上常客。文官中一些部长、省主席，武官中除象薛岳、冯玉祥这些少数外，一般战区长官、副长官、总司令等到重庆述职时，也都会应邀而去。他自得到了张国焘这样一个部下之后，请客的次数就更多了。

为了炫耀自己，在他请客而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用电话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的是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他给客人介绍张的时候，也是用这种骄傲的口吻。

我是一九四二年调到军统局去担任总务处长的，戴笠在家中请客是不必我去安排。他家有专管这类事情的一个总管，此人曾在香港半岛酒店当过多年的茶房头头，对这些很有经验。我有时为了别的事而去戴笠家中时，遇到张国焘。他对于戴笠介绍他过去在共产党内是坐过“第三把交椅”的人，居然会有意见。有次宴会完毕我和他同车回去，他在车上竟大言不惭地对我说：“我要是过去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会是第三第二了。”我过去对党内的历史不清楚，不知道他是指在长征途中他分裂党、自立中央的阴谋，只是含含糊糊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他这种吹大牛皮的鬼话。当然，他在戴笠给他介绍时，他是不好这样说的。

自告奋勇训练特务

张国焘刚到军统局，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虽然按军统编制这个主任只是少将，而且一个室的人也只二、三十名，这对他这个求官心切的人是十分不满意的，但戴笠等对他还相当客气，不用三、五日，便有大大小小的宴会邀请他参加，至少在吃的方面比陕北要高出不知多少。不过，国民党的酒席可不能白吃，吃了就得给人做工作，他向戴笠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亲自训练出一群专门打进边区去的特务，才能施展他的阴谋。

张要办的训练班，首先是名称问题。军统局以地名为名的训练班不少了，如临澧、黔阳、息烽、兰州、重庆等，不能再在重庆又设一个同名的班，经过研究，戴笠决定用他那个室的名义成立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因为抗战期间表面上还得承认是国共合作，不能用反共或类似名称，而在军统中，凡是冠以“特种政治”四个字的单位、案情等都是专指对付共产党的。

张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亲自主持培训出一批可以为他去工作的骨干后，戴笠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都是全部照办。这个班受训的特务，戴笠指示人事与训练处，要从军统其他训练班中挑选出一批已毕业和正在受训的所谓优秀分子，经过张亲自谈话、考核后，才能进入这个班，其慎重程度是从来没有过的。当然，这种特种政治工作是军统工作中的重点中的重点。所以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据张的助手黄逸公告诉我，这一段时期，张认为戴对他言听计从，相当满意。黄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一九三四年间在上海叛变，在特务处工作，经过多年考验，戴笠认为他是忠实可靠的，所以选派他去协助张工作，训练班成立后，黄便担任教务主任。凡军统办的训练班都由戴笠兼主任，这个班便由张任副主任，实际上由张负责。

对叛徒“用而又疑”

为了贯彻戴笠对运用叛徒的几个基本原则，这个训练班没有办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缫丝厂附近，而是设在磁器口的洗布塘，与军统的其他训练班相隔一里多。因为戴笠对新来的叛徒是：“只要他的，而不能让他了解军统的，以及“尊而不敬，用而又疑”，所以不但张主持的训练班要与其他训练班分开，连张主持的那个研究室也不设在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内，而设在外边。张国焘不能参加军统局的一切会议，连每年举行一次“四一大会”，也不请他参加。至于工作会议、局务会议、午餐会等等，都没有他的份。可能是防止他对军统来进行“研究”吧！所以在军统局中许多科长一级的人都没有和张国焘打过交道，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我由于是负责总务工作，各单位除了本身业务我不过问外，凡是有关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得过问一下。不过当时我对张主持的那个研究室却没有兴趣。几年中我才去过两次。到现在连地点也记不起来。

只记得有一次去时，张正在和几个人开会。他和我谈了几句之后，就介绍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人和我握手。我请他们继续开会便和他的助手黄逸公谈了一会，我问黄那几个人是什么时候来工作的？他说有两个是中统的，我回来便去告诉毛人凤（当时军统局的代主任秘书）说张找中统局的人去开会。毛才告诉我，为了对付共产党，军统和中统是合作得很好的，别的事虽闹矛盾，但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军统、中统、宪兵等，在争权夺利时，往往打得头破血流，而在对付共产党，却能统一口径。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共产党胜利了，一切就都完了。

张国焘主讲特工课

张国焘办的这个训练班我没有去讲过课，军统局办的训练班，远在息烽、江西我都去讲过课。这个班绝大部分课程是张国焘亲自讲授，黄逸公等也讲一点。我是专讲行动技术的，可能没有需要。

这个班第一批一百多人刚毕业，又马上续办第二期。当时戴笠对这个班寄以极大希望，在分配他们去西北前，戴分批接见，一再鼓励他们如何去完成“领袖”赋予的“光荣任务”。很快，这一幻梦便被粉碎，张国焘亲自主讲的那些分析、研究、以及如何打入边区，怎样才能取得信任等，真正运用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派去的人不是被扣捕，就是没有勇气敢混到边区去；拿着张亲笔写的信去找人的一些人，更是有去无回。戴笠一看急了，勉强把第二期办完，就宣布停办。

边区无特务立足之地

从抗战前，军统就奉命要在延安建立一个情报站，设立一部特工电台，一直没有能够如愿以偿。满以为通过张的关系，一定会毫不费力地建起来，没有料到，张不但不能把共产党和红军的干部拉出一大批来，连打也打不进去。连张认为在边区建立军统组织是最有把握的“小事”，也完不成任务，无法向蒋介石交代。据说，最后在“阴阳交界处”的洛川建立了一个延安组，摆了一部电台，因为洛川是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阴间地界的国民党统治区，而属于阳间（即人间）的边区，根本无法立足。

与搞打进边区的阴谋同时进行的，是由张国焘派这些经过他亲自训练的特务，拿了他的亲笔信去太行山等处，有八路军的地方去找关系。据范汉杰告诉我，他任二十七军军长、驻在太行山边沿时，常有军统特务拿了戴笠的信，请范帮忙把这些人送到八路军防区去搞特务活动。

经过张多方面阴谋的结果，虽然到处碰壁，但也使他感到过一次那样的意外，居然有一个红军的团长，跑出去投奔他，当他向戴笠去报喜讯时，戴忙问部队已开到什么地方？回答是团长一人先出来联系再去带部队，戴一听就知道，又只是和张一样，光棍一条！

“小虾”难钓“大鱼”

尽管张国焘一再失败，无法完成他自已担保能完成的一切任务，但戴笠决不因此而不想再利用他，他也不得不多方面想办法，最后是在军统陕西省站之外，再成立一个陕北站（也称榆林站）由黄逸公去任站长，在汉中设立一个特别侦察站，同时加强西北区和军统骨干耀县地区专员梁干乔等方面的工作，另外，张还在边区一些地方成立几个小型的所谓策反站、组，据说是企图用“小虾钓大鱼”，可是我没有看到和听到这些站、组的小虾们钓了什么大“鱼”出来。

大约从一九四三年以后，戴笠对这位“宝贝”也看透了，知道从他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特别是通过一些“反共专家”们仔细分析，认为张这块牌子已在共产党内部批臭了，谁也不会肯跟他走，当然，他们也认为防范周密也是有很大关系。

原来准备派往边区和八路军等处去的那些受过训练的学生，最后只好另行分配工作，大部分到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以便防止共产党人到这些工厂去做工作。

张国焘的日子很不好过

张国焘在戴笠的心目中一天比一天感到讨厌起来，有时几个月甚至半年都不见他，见到了，总是扳起面孔和他敷衍一下，初来时那股亲热样子，已看不到了。有次不知是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找张国焘去他曾家岩家中谈话，我正好有事去见戴，只见张国焘走出来时垂头丧气。我和他也只招呼一声，就进去了，我看戴笠余怒未息，便问他：“什么事又生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是余怒未息地说：“这人（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就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

从那次以后，张很怕见戴笠，而原来对他的许多优待，也慢慢改变了。过去给张使用的一辆小汽车，也以汽油进口困难为理由取消了。改为有事出门用车，随叫随到，这随叫就不一定随到了。当时我看戴笠的脸色行事的，他不高兴的人我也不会去恭维。

一次因乘车而起的风波

记得有过这么一回事，有次军统从国外弄来了几辆新的小汽车，我正到汽车队去想试试这些车的性能，陪在我身边的汽车大队长，副大队长和专门管理小车的中队长，正在向我谈这几辆新车的优点时，那个中队的值班员跑过来向中队长报告：“张主任来电话要车。”我便问了一声：“哪个张主任？”“报告：是张国焘主任。”“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就说今天小轿车都开出去了！”站在我身旁的几个汽车大队的负责人都笑了起来，知道我是在整张国焘。也只好按照我的指示派了一辆三轮车去。

当我轮流把几辆新车都试了一下，正在从最后一辆新车的驾驰室走出来的时候，只见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坐在三轮车的边斗上开进汽车间来，因为当时重庆的气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来一阵暴雨。他一跳出来，就气呼呼地直奔那个中队的办公室，指着中队长大声斥责并一再质问：“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而派一辆这样破车给我？”我立即跟着走了进去，看到那个中队长正一个劲地向他赔礼，解释，他还在发火。我便歪着头，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不要怪他，是我叫他这样做的。”平日我们见面，我对他表面上还是敷衍得挺好，开口一个张先生，闭口一声张主任。今天却这么用蔑视他的口吻来插嘴，他就更加冒火，转过脸来，用手一指外边几辆新车质问我：“你管汽车，自己就用这样好的车，故意叫人派一辆破车给我用，说得过去吗？”我在军统中，一向是以“年轻资格老”为所谓“正统”，对这些“半路出家”的人，从来就不放在眼里。我一听他居然质问起我来，也就火气上升、用力在桌上一拍：“张主席！请收起你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他一听立刻羞愧得满脸通红，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我正准备再顶他几句，汽车大队的负责人便立即连劝带推的把他拉出去，让他坐上一辆新车走了。他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可能估计到再闹占不到便宜。虽然他一向很刚愎自用，这时可能也感到：人到矮檐下，不好不低头的吧！

戴笠的“政治头脑”

当然，发生了这样的事，马上就有人向戴笠打了“小报告”。第二天戴笠找我去，一开口就骂我：“太没有政治头脑”。我故意装作不知道是什么弄错了。他唠唠叨叨地责备我很久，我记不起，我是怎样说了几句看不起张国焘，因为他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成绩”。戴笠叫我要记住几句话，大致上是说，张到军统局是没有做到他自己夸过口、许下过诺言的一些事，这不能完全责怪他，因为共产党方面早已防范周密，所以他起的作用太小，但还有一点要注意到，他在全世界共产党组织的第三国际中，还有相当地位和影响，还是可以利用的。

为了这件事，戴笠特别请张国焘去吃晚饭，并且叫我一定要向张认错。我在向张敬酒时，表示自己太粗鲁说话没有礼貌等之后，张假装笑脸，故意表示出满不在乎地说：“那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并说：他过了就忘记了。真会忘记吗？我相信我那几句话，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是在揭露他出卖灵魂的最羞辱和可耻可悲的下场。

戴笠当他面前，骂我太年轻不懂事，是一个十分任性的人，天天骂也骂不好，还说我是十几岁跟着他，就没有读过书了，所以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请他不要计较。

推荐张国焘任参政员

当然，张国焘还是言不由衷地夸了我几句，而戴笠却一再当面叮嘱我：“张先生以后需要什么，你都得照办，不准你自作主张。”我虽满口答应，心里却是有数，这是在敷衍面子，因为张在国际共产党方面，将来还有可用之处。

的确是这样，只要有一点用处，戴笠是决不会放过张国焘的。也可以说，戴对如何运用这个大叛徒，真是心思用尽，为了想把张培养成为军统的高级情报人员，戴便推荐他当上了当时由各党派及民主人士与社会贤达（即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希望他能在这样一个集体中起一点作用，主要是先摸一摸国民党以外的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有哪些意见和不满的地方，以便开会时能早作对付的准备。据说，这一着棋又是失败了。因为当时共产党几位参政员根本不理睬他，民主党派几位头头，也不屑与交际，只有国民党的参政员还和他招呼一下，他也感到在那种场合中是太孤立了。

每次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和军统外勤组织渝特区特别忙，戴笠总是要我很好地配合他们去工作。主要是由我派人在重庆夫子池附近，安排几间作为临时工作组人员办公住宿的房间，除由电话局安装一部电话之外，还得由军统局电话队装一部直接与军统总机通话的电话，以便戴笠、毛人凤可以随时与这个临时工作组通话，询问开会的有关情况。党政情报处的处长、副处长，往往得亲自带一部分主管情报编审与分析研究的特务去那里工作，要一直到会开完才能回来。

所以要给他们安排好食宿，还得派几辆车专供他们使用，我有时还得亲自去检查一下这些工作是否都做好了。记得有次我去时，一个副处长和科长正在整理各方送来有关开会期间的情报，我随意翻看了几份，他们对我是不保密的，问什么都会如实告诉我，我对别人的情报并不在意，而想看看张国焘这个大情报员写了些什么？翻了翻没有看到他的，我就问了一声：“张国焘得到了什么重要东西？”那个主管编审的科长只回答我一个字“屁！”

张国焘另谋出路

抗战胜利后，戴笠摔死了，军统局便准备改组缩编裁员，许多发了接收财和能自找出路的大特务，都借此请求自谋工作，离开这个只有“家法”而无“国法”的罪恶集团，张国焘也因早不受军统重视，自知再也蹲不下去了，也趁此另谋出路，不知他是通过什么关系，居然弄到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一美差。当我和几个大特务为他走马上任而饯行时，他在酒醉饭饱之后，还不忘记讨好国民党和诬蔑共产党一番。他说他去当这个分署长，主要是感到过去在共产党中工作时，对不住江西老乡，给江西人造成了许多的损失，他现在是利用美国这些救援物资，来帮助老乡们一下，以表示自己的一点歉意而能求得老乡们对他的原谅！真是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亏他能说出这种颠倒黑白、不分是非的话来！

抗战期间，国民党把各地许多名贵古物都运到四川珍藏，抢运时是不管用什么办法，只求不落入敌手，而胜利后要运出四川，就不得不考虑了。用木船太危险，落入水中捞不起来，字画书籍更是入水即损坏；飞机也有出事后古物同时被毁的可能，最后是决定中美合作所的两千辆十轮大卡车，拨出一千辆装运古物和军统的重要档案文件等由陆运去南京，毛人凤派我负责这一工作，我带着这支庞大的车队经过南昌时，见了在江西的几个军统负责人后，本不想去看张国焘，不知是谁告诉了他，他便派人找我，请我到他那里去一趟，说有要紧事和我商量，我只好去看他了。

贩“土产”与吃“洋货”

我真没有想到，这位自封为“真正的老牌布尔什维克”的人会讲出那种话来。他一听说我带的车队那么多车，竟用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说：“你带这么多车，一路之上的检查所哨长不是你的旧部学生，就是军统的同事，你的车队过关卡，不但不会受到检查，恐怕迎送都来不及，你要是带上一卡车四川“土产”（指鸦片烟土）不用说你这一辈用不完，连子孙也够受用的了！”他这一语双关的话刚说完，我也回敬他几句：“四川土产，这么多年不都吃厌了吗？谁还稀罕那些榨菜、曲酒，现在作兴‘吃洋货’了，所以我没有带它，还想找你来换换胃口！”他听了大笑几声之后，便把椅子拖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他希望见我，主要是他当了这个分署长后，虽然领来的救济物资只是些军用剩余东西和美国人民捐赠的旧衣服鞋帽等，但军统江西省站的大小特务和在江西担任公职的军统分子，如南昌市长，省训团教育长，警察局长等，不断以照顾家乡各县为名，来要求多给分配些东西，使他很感到为难，因为这县多了，那县少了，一定会吵起来说他分配不公平、舞弊，我记得我听了他这番话之后，还开玩笑地说：没有关系，完全不用担心，你多分点东西给他们，他们分到家乡时，包准会把多的部分放进腰包，结果和别的县一个样，甚至还会少一些，你落得做个人情，既不得罪人又照样做了工作。他却不同意我的说法，因为还有人要查对等。最后他表示：明天请我吃午饭，邀请这些凶神恶煞来作陪，请我当面叮嘱他们，多给他帮忙，少给他出难题。我听说他第二天要请客，便告诉他，第二天一早我就得走，因为有人告诉我，牛行车站附近那座公路木桥年久失修，怕出事，这么多的车如不能过江，我负不起责，所以必须连夜过完，第二天一早就得走。他一面请我见到那些大特务时，告诉他们不要再向他要东西，一面叫人从他办公室后面抬出两大箱子罐头食品送给我，我连连摆手，说车内“四川土产”太多装不下这些了。他请我挑点我和孩子们爱吃的带点去也是一点心意，我一看尽是大听的黄油、奶粉、冰激淋粉和水果，我笑笑说，这里面没有我和孩子爱吃的，这些东西我家里成堆放在那里没有动，他不服气，问我爱什么？我说我爱吃的是火鸡罐头和芦笋，小孩爱吃草莓，芒果，他也承认救济物资中没有这些。他的这番盛情，我只能心领了。

寄人篱下的滋味

我在和张国焘相处的几年中，对这个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骄傲异常，而生活上却是相当腐化，特别是听不得别人不同的意见，自以为是。这些当然不是我直接得来的，主要是，当时派到他家中去照顾他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由军统总务处派去的，这些人既是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是去“照顾”他的思想言行的，可能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吧！所以他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是忠心实意而无任何使人值得怀疑的地方，便故意在和去看他的客人，在客室谈话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特别把声音放开，这无意是让他身边工作的勤杂人员能听清楚，免得发生误会，这种苦痛的心情，可能是出于不得已吧！寄人篱下的滋味，使他变得如此谨慎，我听了有时都为他而感到害羞。

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勤杂人员是由总务处领导，这些人是没有资格向戴笠和毛人凤直接写“小报告”的，他们都只能借口到军统局领薪饷与粮食等的时候，用口头和简单的书面向军统总务处庶务科勤杂士兵管训股报告，由这个股的股长或该科长转向我汇报一下，我认为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也只是听听，在我回忆中，从来还没有发现张在背地里搞什么不愿让人知道的事，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在背地里痛骂戴笠、蒋介石等人，或对国民党有什么不满等牢骚话，一般总是说他对家人发脾气或对饭菜不可口，而训斥做饭菜的厨师等。

张国焘和人吵架

有次我听到他在电话中和人吵了起来，我便指示继续注意并弄清楚他是和什么人，为了什么事而吵闹？后来得到的情况是怎样，我就记不起来了，估计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所以我便没有印象，否则我得向戴笠去汇报，多少还能想出一点来。

对于这些，戴笠似乎也很不重视，他只是问过我一次，派在张国焘家去的人可不可靠？我说这都是经过我亲自挑选和考核过的人，不会有什么问题。

有次我在毛人凤的办公室与几个处长在一起谈到张国焘的许多生活上的事。我说他爱享受。毛便笑笑说：如果他不和我们一样，就不会跑出来了。

军统命他留大陆

我和张国焘最后见面是一九四九年春天，毛人凤在上海蒲石路他家请张吃饭时也邀我去了。那次是他们俩人对话多，我除了和他问好外，没有和他多谈。

饭吃完之后，毛人凤提出请他留下不要走，并说明这是“老头子”亲自决定的。他听了之后，立即表示，他早已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找一个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其他的事都不想做了。毛人凤一再劝说他留下好，并说经过多方分析，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而留下他来，便能在共产党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让他去台湾的作用要大得多。

他听了这番话之后，低着头在沉思，我和毛人凤都不作声，等候他的回答。

好几分钟后，他才把头抬起来，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谁都懂得，这虽不是命令，但也是不好推托的麻烦事。他几乎是在尽力克制自己，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你们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也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就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就专爱扫面子。”他特别提出他过去受到过的批斗，我记得他瞟了我一眼之后，还说：“如果见到了一些老朋友要讽刺几句，那比戳我一刀还不好受！”我没有料到，我前几年讽刺他的事，到此刻还没有忘记，真是俗话说：“利刀割肉犹能合，言语伤人恨不休。”张国焘可谓自取其辱。

一个叛徒的下场

那次谈话可说不欢而散。毛人凤已示意过，如他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他去的。我和毛人凤一道送他出门后，我等毛人凤刚一回来坐下，就问他，为什么要让他留下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笑着反问我一句：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当然，他也有自知之明，台湾不让他去，又怕留下挨批斗，所以只好去香港。估计他虽当了一次救济分署长，油水也不会多，所以到了香港后，便得靠笔杆子来过活。

他从香港写到加拿大，的确写过不少东西，到最后放下笔杆而与家人永别时，上面这些，他肯定是遗漏了。我念与他有过一番同事之谊，谨补述如上，这也算是弥补了我对他那一次讽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