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請求殺蔣介石 斯大林為何下令釋放

　　西安事變發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先後給斯大林發出三次電報，毛澤東含蓄地請莫斯科准他殺蔣，問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審判”。斯大林認為：“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時，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時避免兩線作戰。”因此極力反對中共的殺蔣計劃，要中共力促事變和平解決，以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最終回電反對殺蔣。本文摘自2011年第5期《世紀風采》，作者呂春，原題為《1936年殺蔣與放蔣的秘密爭鬥》。

1945年，中國重慶，蔣介石和毛澤東合影

　　對於中華民族來說，1936年12月12日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日子。那一天，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逼迫蔣介石抗日，是為西安事變，亦稱雙十二事變。消息一傳出，不僅震驚世界，更在國內掀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共領導層及國內外各界人士，在如何對待蔣介石即是殺蔣還是放蔣的問題上，曾有一段鮮為人知的秘密爭鬥！

　　1936年12月12日早晨，張學良和楊虎城等人向中共中央發電報，電文如下：

　　東、來兄：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人士，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並將紅軍全部集中環縣，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指胡宗南）敵南進。

　　收到張學良發來的急電，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大為激動。據張國燾回憶，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日！”

　　朱德最為激動，他一拳砸在桌上，憤慨地表示：“現在還有什麼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傢伙殺了再說。”

　　毛澤東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煙，而周恩來卻十分冷靜，說：“這件事不能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

　　毛澤東讚許地噴出一口煙霧，接過周恩來的話題說：“這件事我贊成周恩來的看法，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接着他用徵詢的口吻說：“莫斯科對這件事會怎麼看，我們不妨先推測一下。”

　　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斯科請示。

　　毛澤東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給張學良復電，尊推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讚揚他“一舉手便旋轉乾坤”，申明了懲辦蔣介石的態度：“……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應由人民公審……”

　　西安事變爆發前，日軍已經侵占了東三省。在國家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共中央採取了“反蔣抗日”轉向“逼蔣抗日”的方針。

　　可是，作為擁有強大的軍事與政治實力的蔣介石，在國、共聯合抗日的談判桌上，卻想利用抗日的機會吞併共產黨。因此國共談判時，蔣介石的代表陳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了對立的政權和軍隊必須取消、紅軍必須解散或併入國民黨軍中、紅軍師長以上的領導一律解職等苛刻的條件，企圖逼共產黨就範。

　　如今，蔣介石被自己的部下囚禁，形勢陡轉，中共黨內大部分人要求嚴懲蔣介石，表示不殺蔣介石，不足以平民憤。無疑，黨的“逼蔣抗日”的方針受到了干擾。

　　當蔣介石被張學良和楊虎城二將軍監禁的消息傳到陝甘蘇區後，根據地軍民喜出望外，紛紛要求殺蔣。許多軍民自發地跑到街上，奔走相告，跳舞相慶，好像過節一樣。就連鄧穎超也“高興地跑到院子裡，和同志們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許多同志一樣，以為黨中央一定主張殺掉蔣介石，替千千萬萬犧牲的烈士報仇，給中國革命搬掉最大一塊絆腳石”。

　　定邊軍民獲悉西安事變消息，欣喜若狂，馬上在大廟裡召開群眾大會，會議由高崗主持，與會群眾高呼口號：“槍斃蔣介石！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會後，定邊工委書記李維漢與高崗等人致電黨中央反映群眾殺蔣的願望。

　　在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王明，得知蔣介石被張、楊二將軍囚禁後，興奮異常，想致電中共中央，主張把蔣殺掉。但此電被斯大林扣發。

　　面對黨內外多數人士主張殺蔣的形勢，中共中央還迅速作出了策應西安的軍事部署。西安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命令紅軍各部隊準備隨時南下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一起抗擊中央軍的進攻。

　　14日，為了避免殺蔣而引起軍事衝突，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鑑於東北軍勢孤力單，且內部不穩，極力主張紅軍主力南下與張、楊靠攏，以“壯其膽而振其氣”。

　　12月15日，西安事變的第三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等15位紅軍將領聯名致電國民黨政府，呼籲南京當局“認清形勢，自別於蔣氏，把蔣介石交付國人裁判”。這一電報大致上反映了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初步方針，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終在堅持“罷免蔣介石，交付國人裁判”的口號。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從中斡旋

　　西安事變發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先後給斯大林發出三次電報。三封電報除了轉述張學良給中共中央來電的內容和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還報告了西安事變的扣蔣情況，同時通報了中共中央準備採取的行動計劃。

　　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還特別提出：“請你們支持我們的上述行動，特別是：1.在世界輿論方面援助我們；2.爭取英、法、美三國贊助中國革命政府與革命的軍隊；3.請求蘇聯積極援助中國。”

　　考慮到蔣介石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聲譽，毛澤東含蓄地請莫斯科准他殺蔣，問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審判”。同時說明，為了減少日本漢奸的造謠，中國共產黨短期內不發表公開宣言。

　　1936年中國發生西安事變的時候，蘇聯面臨的形勢也十分嚴峻。在歐洲，德國希特勒正瘋狂地擴軍備戰；在遠東，日本對華加緊侵略，對蘇聯造成威脅。英美切盼把日本侵華的禍水引向蘇聯，蘇聯則期望在中國築起阻擋這股禍水溢向蘇聯的高堤大壩。

　　在西安事變發生前不久，即1936年11月，德國和日本剛剛簽訂了《反共協定》，更使蘇聯腹背受敵。斯大林基於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慮，決定組織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其策略是聯合各國當權的政府和有實力的人物，在中國就是要拉攏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這樣一種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斯大林對毛澤東的殺蔣態度是反對的。斯大林在給毛澤東的復電中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太孱弱。要把群眾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

　　當時，蔣介石和美國的關係維持得很好，這預示着英國和美國可能會逐漸增加對蔣介石的援助。斯大林說：“只要蔣介石能夠抗日，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

　　斯大林在召開的緊急高層軍事會議上說：“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時，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時避免兩線作戰。”權衡利弊，斯大林極力反對中共的殺蔣計劃，要中共力促事變和平解決，以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

　　1936年12月16日，斯大林代表蘇聯政府給中共中央發來了電報，後來被稱作“莫斯科回電”。電報說：

　　1.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在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人民的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並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2.既然這次行動已經發生，就應該考慮實際情況，中國共產黨要堅決主張以下述條件為基礎和平解決事變：（1）通過吸收幾名抗日運動的代表和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國家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的辦法改組政府；（2）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3）停止實行消滅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實行合作抗擊日本侵略；（4）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擊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國家實行合作。

　　莫斯科回電反對中共殺蔣，其實，這早在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意料之中。後來，斯大林又親自草擬了電報，勸告毛澤東說：“應該首先了解到：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袖，打倒蔣介石，必會引起內戰，而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

　　在後來蘇聯解密的有關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當時的態度，斯大林曾私下與蘇聯高層領導說：“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中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打倒蔣介石對蘇聯沒有好處。”

　　釋放蔣介石：為國、共二次合作奠定基礎

　　1936年12月17日，周恩來在毛澤東的安排下奔赴西安，與張學良會談，進一步明確了事變只有和平解決，才能對民族、對革命有利。與張會談後，周當晚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除報告到西安後了解的各方情況外，還對蔣的處置問題提出意見：“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

　　此外，周恩來代表中共向南京國民黨發表申明說：“如內戰不可避免，西安遭到圍攻之前，對蔣則實行‘最後手段’。”由此可見，此時中共對蔣的態度還是處於可殺可不殺之間。周的建議基本上被中共中央採納。

　　18日，即西安事變後的第六天，中共中央致電南京國民黨政府，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以第三者調解人的立場指出：“援救蔣氏個人，亦非武力所能解決。武力的討伐，反而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為了中華民族的大計出發，國民黨中央必須立刻實行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1.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2.將討伐張、楊和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在共產國際指示和國內外輿論的影響下，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等人最後改變了先前的“殺蔣”態度，主張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並藉此機會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

　　至此，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着想，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接到共產國際釋放蔣介石的明確指示後，從“殺蔣”支持者退至“第三者”，提出了釋放蔣介石的種種條件。21日，毛澤東將共產國際的指示內容轉發給了張學良。

　　25日，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並親自陪同蔣介石回了南京。蔣介石臨行前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出：“蔣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張與蔣介石的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展全國全面抗日戰爭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