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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天,潮汕沦陷,我们一家外出逃难,做小贩谋生。那时,国民党规定适龄男子要服兵役,但到地方征兵的人乱拉壮丁,还克扣军粮。1942年,我见国民党宪兵学校在广东龙川县招生的人军容整洁,斯文有礼,才敢报名。我那年18岁,以张承沅的名字报的名,被录取了。
押解“魔鬼”到刑场伏法
那时,我们在国民政府宪兵学校贵州分校就读,毕业后就分到贵阳宪兵团。
日本投降,宪兵团奉调开赴南京,途经长沙望见满城废墟,死尸成排,投降的日本兵却讨好卖乖地说“中国兵、日本兵都是好朋友”,让我们愤怒不已。在南京,我们收管老虎桥监狱的日本要犯。我监押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但令我毕生难忘的,是亲手押解指挥日军攻入南京发动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赴刑场。
这一天,是1947年4月26日,公审现场人山人海,宽敞的法庭里挤满了人群。法庭外的广场上站满了旁听者,收音机、扩音器设在全城各街道要道口。
法官对这个魔鬼说:谷寿夫你在家躲得了吗?你们的行为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恨,整个地球你都无藏身之地了,杀你124个,也抵偿不了我30万同胞万分之一。“你有什么交代,要不要给亲人写信?今天对你宣布死刑!”
“你有什么交代,要不要给亲人写信?今天对你宣布死刑!”
谷寿夫写完信,由宪兵队洪班长、我和另一名宪兵,乘军车押到雨花台刑场。沿途人潮汹涌,跟着十轮大军车,围观的市民大喊大叫:“好啊!杀人魔王今天要被人杀了。”到了雨花台,满山坡都挤满了观看行刑的人群,声讨这个即将赴鬼门关的魔鬼。押解谷寿夫的车一停,张涛和另一名宪兵将谷寿夫拖下车时,谷寿夫已吓得全身发软,站不起来了。我扶住瘫软的谷寿夫右臂,另一名宪兵扶左臂,谷寿夫行刑时没有被捆绑,也没有插行刑牌,行刑人是宪警队的洪班长,洪班长手执驳壳枪朝谷寿夫身后射击,一声枪响,子弹从脑后斜入,由口中飞出,打飞了谷寿夫两颗门牙。谷寿夫当场毙命。我和同伴将已毙命的谷寿夫面朝天放在地上。这时漫山遍野围观的人高声欢呼,掌声雷动。这样枪毙谷寿夫,感觉还是太优待了。
面临抉择回乡做老百姓
谷寿夫死的第二年,上面要宪兵队去打淮海战役,我不愿去,转到常州当警长。
1949年2月,我携妻回到惠州,又被当地驻军招去当文书。这一年解放军南下广州,国民党部队连夜撤逃。部队带着家属从东莞樟木头到深圳,又到了江门,最后准备上战舰撤往海南岛。有人对我说:“你只是文职人员,妻子又有孕在身,不如回到父母身边做老百姓。”我听从了劝告,脱掉军服抛入江中,同妻子经澳门、香港返回惠州,摆摊卖生药、香烟维生,改名张涛。
6年前讲出当年经历
返回惠州后,我们过了一段安定平稳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1月的一个夜晚,一群人冲进家来,我被他们划为“历史反革命”,遭到长期羁押。以后,“四清”、“文革”中大大小小的运动,我都要被拉出来游街,批斗完还要学习改造。家里人,尤其是孩子们也受到牵连,不能升学,处处低人一等。
这些年,我一直在悄悄写回忆录。然而,直到6年前,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纸上看到自己当年押解谷寿夫的照片,确信那段经历不会再被批判,我才忍不住将这段回忆录拿出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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