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親送毛澤東遺體到秘密地點真相

　　送走了朱老總，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惡化，不久就進入異常緊張的地步。中央陸續向各地發過幾次電，通報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說全國各級領導和廣大民眾，對毛主席不久於人世，是有一定精神準備的。

　　1976年9月9日，經多方全力救治無效，一代偉人毛主席“停止思想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共中央隨即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華國鋒為首的治喪委員會，料理毛主席的治喪事宜。

　　治喪委員會下設了一個辦公室，由黨、政、軍、北京市等各大單位的負責人參加。這個辦公室共有七個組，警衛組的負責人有北京衛戍區的吳忠、公安部的於桑等。參加了這年幾次重大治喪活動警衛的我，再次成為警衛組的主要成員之一，參與了這一次治喪工作。警衛組的辦公地點在人民大會堂的黑龍江廳，常坐守在那裡值班的，是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馬盼秋。

　　9月10日晚，毛主席遺體從中南海住處出西門，經府右街進人民大會堂西門，安放在設於北大廳的靈堂。為了在弔唁期間使毛主席的遺體得到完好的保護，除了嚴格的安全警衛外，還制訂了一系列保護遺體的嚴格規定，如對室內溫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燈光、照相攝影等等，都不能超過所要求限度。為確保安全及各項規定貫徹實施，幾位副處長，像李釗、畢景榮、我等人，晝夜24小時輪流值班。

　　在我們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諸多副處長中，只有武健華和我兩個人被指定參加在群眾弔唁時的守靈任務，每班守靈要在毛主席的遺體旁站一兩個小時。

　　每次守靈人員的名單，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的，我在讀報時發現，除了武健華和我兩個警衛工作者以外，其他為毛主席守靈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負責同志。我感到這實在是一種極高的榮譽。

　　中共中央辦公廳還有好幾位副主任，各個處還有那麼多處長，警衛處里也還有十來位副處長，怎麼就選中我參加守靈呢?我做了種種推測：也許在警衛組裡，我是長期處在警衛第一線的，大概是讓我代表第一線的警衛人員。再有一個可能，就是因為我曾是毛主席警衛班的一員。當時毛主席警衛班的成員，要麼不在北京，要麼脫離了警衛工作，我則既在北京，又在警衛工作崗位上，特別是仍守衛在毛主席的身邊，所以榮幸地成了他們的代表。

　　弔唁儀式到9月17日下午全部結束，毛主席的遺體要從大會堂移至某地暫放，並將在那裡進行防腐處理，我參與並目睹了整個過程。在起運前，毛主席的遺體先從水晶棺取出，移到密封的氮氣帳篷里。新華社長期擔任為領袖拍照的攝影師杜修賢，從各個角度拍照了毛主席的遺容後，遺體被抬上了專用的汽車。

　　警衛組從安全和保密的角度為行動做了周密的考慮，遺體的運送按預先的布置，組織了兩個車隊，張耀祠帶領的一隊，護送着毛主席的遺體，出人民大會堂西北門，直接開至某地。汪東興也在這一隊坐鎮。

　　第二隊由我組織帶隊，汪東興布置任務時對我說：“你再調兩個人，乘一輛車當前衛。”我隨即召來了龐廷經和高振普。我們這一隊也是出人民大會堂的西北門，然後向東經南、北池子，過了北海大橋，從北門進入中南海。

　　大概不會有人想到，這兜了一大圈，擔任迷惑任務的車隊的主車上，乘坐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後排在黨內第一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華國鋒在中南海換車時，把我叫進了他的轎車，我們再從西門出來，駛往暫放毛主席遺體的某地。

　　到達目的地後，華國鋒下了轎車，在臨下地下室時，他還問我是否跟他一起下去。我想我的任務就是把他安全地護送到這裡，下去並沒有我要做的工作，就說：“我不下去了。”

　　9月18日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追悼大會從開始到結束，長達10餘小時，場內外始終莊嚴肅穆，秩序井然。會場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衛戍部隊、公安幹警等，共動用警力23500餘人，保證了大會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