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表示自己被打成大右派那是政治大气候，不能怪毛泽东。还说：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一往情深。本文摘自《毛泽东与周扬》，作者盛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丁玲（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如果说周扬的悲剧，是权力意志下被纠曲的悲剧，那么丁玲的悲剧是政治吞噬的悲剧。
丁玲是我国惟一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作家，早在三十年代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延安时代当选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中国文协副主席，任《文艺报》主编，建国以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文学》主编。这是各种丁玲传记中所附的丁玲年表。不难看出，丁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何其显赫、何其辉煌。我感受到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从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里，看出她是一个忠实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的作家。从她的抗争史中，她的创作生涯、她的坎坷人生，感受到她是一个未完成却受到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
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起到1955年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乃至后来文革中被投进秦城监狱，把她“流放”到北大荒多年。多次的政治运动都冲击了丁玲，给她带来了许多精神甚至肉体的磨难。在十年劫难中，长期受怀疑、受歧视，备受打击。纵观丁玲一生真可谓是一波三折。1942年在延安发表《三八节有感》是一个挫折，1955年至1957年是再次挫折，1979年返回北京，平反后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重新发表作品。因反自由化受到冷落，这是最后一个挫折。
在我感叹着丁玲的悲剧，又将书架上那套多卷本的《丁玲文集》翻读了一遍。丁玲早在1928年写成的《莎菲女士日记》一直被文学史家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流杰作，几乎成了后来检验、评说、衡量、评论她以后作品的标准或前提。这部极富女性主义色彩，引起众多争议的小说几乎陪伴她一生，使她成名，使她失意，使他靓丽，使她灰色，使她好评如潮，也使她谤言四起。《水》、《韦护》、《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形成了丁玲创作转型的标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是被标志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丰硕成果。平反复出后的《杜晚香》也显示出老一辈作家的宝刀未老。直到1986年3月4日病逝。活了八十二岁。作为一位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离开人世已经整整十六年了。据报载，丁玲的故乡湖南省常德市修建一座丁玲纪念馆。读着，由此而诱发了我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些思考，不妨从《百年百部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和《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两部书目中，开列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女作家名单（按出版时间为序）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林海音、杨绛，在“双百“名单之外还有冯沅君、苏青、林徽因、庐隐、白微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每位女作家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创作成果的不同，文化含量的不同及生命长短的不同一生的际遇是绝然不同的，即是女性作家的不幸而又是女性文学的幸事。将丁玲放到这串名单里来比较一下，不难看出，写出才气诗情喷发的《生死场》的萧红，与鲁迅先生曾有着父女般的关系，曾与萧军有着生死之恋而与端蕻木良的情感纠葛，写出《呼兰河传》、《马伯乐》。当大量的作家艺术家奔赴延安，萧红终没去成延安，而31岁客死香港。五四才女冯沅君20岁就写出《卷箷》一举成名，倍受鲁迅先生赞赏，30岁转入古典文学研究、教书一生，几乎被文学界遗忘。而世纪老人冰心，终身不入官场，以作家身份活着，以文坛老祖母慈祥的公众形像活成了一代大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活化石。而丁玲处于政治旋窝之中，先后“定性“为右和左，就很有典型的意味。尽管丁玲在延安整风，反右，文革中历次受到冲击，恰好提供了她频繁的亮像给公众，其间包括以《莎菲女士日记》开始成名，多年后又旧事重提受到批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讲话》发表后的硕果活标本，近年又被认作是红色文本的作俑者与女性文学毁灭者的教训，被指责为丁玲女性作家视野消失，被异化的典型。正反也好，左右也好，是非也好，故使她的声誉保持或上升。在稍事平和的时候，丁玲自己却又旧事重提，致使与沈从文的恩怨再一次成为一桩公案，丁玲一辈子总是搅在各种是非里面，但让人感觉生性好斗！客观地说，这是丁玲的不幸，也是丁玲时常被人提起的事因。
无论丁玲身为作家要革命，还是先说丁玲右，再说丁玲左。丁玲的悲剧就在于她一直被置于政治旋窝的中心没有找到一个充分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机会，创作被迫中断，艺术受到沾污，需要表达而不敢表达或无力表达，我们只能把这种情形叫做悲剧，事实上丁玲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丁玲逝世以后的十六年的今天，我们来深入地反思，并非没有意义。
将丁玲的悲剧归结为政治吞噬悲剧，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丁玲的不幸与苦难和当时的政治运动分不开，二是在真理与缪误，善与恶的斗争旋窝中，在自我被毁灭的过程显示出有价值的东西。丁玲的悲剧使联想起巴黎公社社员墙中的那位女神，那一道悲壮的景象。尽管人们总是习惯看到丁玲与周扬之间的恩怨，仅仅从现象上看到文人间的相争相斗，以为没有这样的情形，丁玲也许会永远平安无事，而事实上，凡与政治权力意志相左的人，不管是谁，丁玲被打成“丁陈冯反党集团“时，几乎令所有文化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不及，但党中央的一声令下，理解的要理解，不理解的要理解。尽管左联时期，鲁迅诗悼丁君，尽管丁玲是延安的宝贝，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正是毛泽东题赠的诗，那又能怎么样。丁玲说过：“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毛泽东）一往情深。”
任何文化模式和文化行为及文化形态，总是包括形而上的观念与形而下的具体表现，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中，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就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阶段，先是高度的封闭统一，后是“文革文化”的极度愚昧狂热，再是多元但脆弱混乱，始终伴随着新旧碰撞的动荡迷惘。而处在政治旋窝当中的丁玲就很难逃脱“社会政治悲剧”的结局。丁玲吃尽苦头、历尽劫难，重新回到文艺岗位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以超常的宽容与惊人的自省，重新对自己进行了审视定位，这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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