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大特务的中共上将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为李克农授上将军衔

　　他不是前线带兵打仗的将军，但却以高超的智谋、过人的精力和缜密的部署，运筹帷幄，决胜在秘密战线上，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共秘密战线豪杰”。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说他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本文摘自2016年第10期《党史纵览》，作者刘文，原题为《我党长征路上的“警卫员”李克农》。

　　他毕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曾奉命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其几乎所有的重大机密，似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脏上，令蒋介石心惊胆战。在危急关头，他又与战友们一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立下奇功。长征途中，他担任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他还曾作为中共秘密特使，三次与张学良秘密会晤，在毛泽东、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穿针引线，为促进东北军停止“剿共”，转向抗日立场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不是前线带兵打仗的将军，但却以高超的智谋、过人的精力和缜密的部署，运筹帷幄，决胜在秘密战线上，成为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共秘密战线豪杰”。

　　李克农生前曾说过：“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这虽是他的自谦之言，也确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投身秘密战线，危急关头救中央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899年9月出生于芜湖市吉和街马家巷。1914年，李克农考入当时芜湖最有名气的教会中学——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雅阁书院。1917年，与芜湖一家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后改名赵瑛)结了婚。

　　1919年，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波及芜湖，李克农积极投身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激进人物”。

　　1925年5月，芜湖展开了一场“反对奴化教育，收回教育权”的学潮。李克农闻讯后，立刻投身到这一洪流中。他受命参与创办民生中学，并担任学校事务主任。民生中学“以陶成坚洁人格，激发国家观念为宗旨”，专门招收一些在学潮中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和社会上的有为青年继续学习、深造，首批学员达120人。

　　1926年，李克农经阿英(钱杏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宣告成立。经组织指定，李克农担任宣传委员。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组织民生中学师生开展了一系列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将一些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拉出来游街示众。他还参与领导了对安徽军阀陈调元的斗争，领导民生中学学生抬着一个装有上写“陈调元”纸人的篾扎纸糊的大棺材游行，旁边竖着一块写有陈调元抢劫搜刮2000万元财产的黑板，令陈调元威风扫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大革命失败，芜湖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陈调元一直对李克农恨之入骨，悬赏5万大洋通缉他。李克农与阿英等人不得不连夜逃离芜湖。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陈调元也被排挤出安徽，形势相对缓和。经过方振武将军的斡旋，李克农返回芜湖，担任民生中学董事会主席和第二任校长。1928年1月，民生中学遭查封，他再次成为国民党芜湖公安局重点缉捕的对象。于是，在老友王振武的帮助下，李克农再次逃离芜湖，经南京秘密潜入上海，调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1929年秋，在先期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被国民党情报机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录用，并被提升为电务股长，负责管理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直属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党务调查科，管理全国无线电通讯事务，是蒋介石政权的耳目。李克农在此战斗，就像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

　　不久，秘密党员胡底也成功打入敌人内部，被派往天津工作。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组成中共特别党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3人被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由中央特科委派情报科长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一、二次“围剿”期间，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行动路线、兵力部署等情报，皆被钱壮飞获取，并由李克农及时交给陈赓并转党中央，这些情报为红军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4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李克农获知情况后，感到事关重大，务必要赶在敌人前面，迅速采取行动，否则，整个党中央机关将遭到灭顶之灾。可是这一天并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子。紧要关头，李克农决定打破惯例，利用自己曾在沪中区委工作的关系，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寻找陈赓。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陈赓，紧急情报得以迅速传到周恩来那里。在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亲自指挥下，短短几个小时内，李克农等人就将党中央在上海的所有重要机关全部安全转移，当国民党大批军警在顾顺章的带领下赶到时，早已人去楼空。

　　关于这次重大应变，毛泽东曾评价说：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领导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

　　艰险漫漫征途，党中央的“警卫员”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风声鹤唳，中共中央机关被迫分批转移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李克农与钱壮飞一起转道进入江西苏区，胡底也转道前往鄂豫皖苏区。

　　1932年春，历尽艰险的李克农到达江西瑞金。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的任弼时根据他曾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经历，分配他到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部长。这期间，他奉省委负责人李富春指示，多次来往于江西石城、广昌、雩都等地，慎重细致地审查了大批积压的反革命嫌疑犯问题，纠正了一批所谓“AB团”“改组派”等案件，让大批受冤枉的同志得以重见天日。之后，他返回瑞金，被委任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不久，他又被调到前方，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所属的一、三、五、七、九军团的红军政治保卫分局迅速建立起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漫漫长征。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侦察。红军每到一处，他都要负责选择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驻地及领导人的宿营地，为保卫党中央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漫漫征途中，国民党军沿途设置了重重封锁线，并派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一路上，敌我双方战斗不断，战况惨烈，许多红军指战员血染沙场。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英勇牺牲，从事中央驻地卫戍的身强力壮的红军战士再也不能安心于政治保卫工作，觉得搞保卫工作的人不能到前线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是“胆小鬼”“没出息”。

　　针对这种情况，一天晚上，李克农把大家召集起来，耐心地说：“我知道有些人不安心，认为在后方搞后勤保卫工作，不如直接上前线杀敌来得痛快。但是要知道，两军交战，首脑机关是敌人破坏的重点目标，一旦指挥系统出了问题，指挥失灵，红军将群龙无首，几万红军很可能如一盘散沙，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的责任大呀!”

　　李克农还结合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说明政治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现在处在行军路上，居无定所，比不得在中央苏区，群众基础好，我们经过的地方大都是国民党军的地盘，敌人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途径渗透进来，企图通过偷袭、暗杀等手段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同志们，谁说保卫、情报工作不是战斗?这，也是对垒，也是厮杀，但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智慧。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搞保卫、情报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杀机，要有更大的杀伤力!”

　　李克农的一席话说得同志们频频点头，大家都深为没能认识到政治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感到惭愧。

　　一路上，为提高战士们政治保卫工作的水平，李克农还自编教材，向大家传授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教大家如何警戒布哨，怎么跟踪追击、摆脱盯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么进行审讯，怎样记录、调查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分析地形和敌情，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通过李克农妙趣横生的讲解，大家获益匪浅，业务能力进步很快。正是由于李克农等人的辛勤付出，才培养和造就了这样一支中共历史上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情报保卫工作队伍。

　　1935年1月15日，处于危急关头的党中央，在遵义城琵琶桥东侧87号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可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一共开了3天，每天都开到深夜。为了确保中央领导的安全，李克农率领卫戍部队日夜守候在会场周围担任警戒。

　　会议期间，一支地方土匪武装组织了一个小分队潜入遵义城，企图伺机偷袭。可他们刚刚来到距会场一公里的红土坡时，就被我机警的卫戍部队战士发现。李克农亲自指挥，多次打垮敌人的进攻。战斗结束，捕获了两名国民党特工人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知外面发生的情况后，走出来紧紧握住李克农的手，说：“干得好啊，有你们在外面警戒，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把会议开好。”

　　智斗张国焘，维护全党全军团结

　　1935年6月18日，红一方面军经艰难跋涉，来到四川懋功，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为了统一战略思想，26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

　　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随右路军行动，李克农率领的卫戍部队被编入中革军委直属队，由叶剑英分管负责。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

　　然而，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政治野心膨胀，公然率左路军南下，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9月8日，张国焘致电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蒋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儿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9月9日，张国焘又密电陈昌浩，令其率领右路军南下，称：“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得知电报内容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等人十分震惊，然而为避免内部冲突，断然做出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负责中央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在这关键时刻，处变不惊，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在叶剑英的领导下，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为了避免引起陈昌浩和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怀疑，也为了顺利带出军委直属队与党中央一同北上，叶剑英与李克农商量，决定利用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做文章。叶剑英先找到徐向前、陈昌浩说：“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问题，先发个通知给各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去，限10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在征得他们二人同意后，当晚，他又召集军委直属队各负责同志秘密开会。李克农作为中央机关的卫戍司令参加了会议。会上，叶剑英提议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如果碰到有人问，就说是外出打粮的，准备南下。”李克农积极支持叶剑英提出的办法，他说：“以外出打粮的名义出发，这个主意好，不至于引起别人的怀疑，但此事要严格保密，各部队要按规定时间行动。”会后回到住地，李克农顾不得休息，悄悄整理好队伍。按照约定，深夜2点，李克农带队准时出发。他和卫戍部队不辱使命，以急行军速度跟上中央北上的队伍，保卫着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脱离了险境。

　　1935年10月，李克农率部随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不久，他奉中革军委命令，调至先遣工作团工作。当时，陕北苏区周围驻有国民党重兵，其中有号称20万的国民党东北军，其主力部队六十七军驻守陕西洛川，和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以及其他地方势力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向陕甘苏区进犯。面对严峻形势，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变化，中央派遣有丰富侦察经验的李克农，组织一支突击队驻道左辅，向洛川方面侦察游击。李克农和他的突击队经常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有时穿便衣混杂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将探听到的敌人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及行军动向等及时报告中央，为随后进行的吴起镇伏击战击溃敌骑兵4个团、直罗镇战役歼灭敌一个整师又一个团，提供了准确、快捷的情报支持。

　　孤身密会张学良，统一战线的“尖兵”

　　1935年12月，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对外称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着重开展对国民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李克农走马上任后，首先在瓦窑堡举办了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由红军在对东北军几次作战中俘虏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共120人，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开班第一天，四周贴满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的标语，响起了《打回老家去》熟悉的歌声，歌声震天动地，这些东北军军官禁不住热泪盈眶。

　　李克农一方面通过张贴标语、演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对他们进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的宣传教育，一方面请来中共高层领导人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来给大家讲课，提高他们的觉悟。

　　为了做好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曾任张学良卫队营长的高福源的工作，李克农多次与他促膝谈心，使他消除了敌对情绪，转变了思想，表示愿意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受李克农的委托，高福源潜回东北军驻地洛川找到张学良进行沟通。张学良深明大义，明确表达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意愿。

　　1936年2月21日，漫天大雪，黄土高原上一片银装素裹。几匹快马奔驰在从瓦窑堡到洛川的羊肠小道上。原来，这是李克农率领4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前往洛川秘晤张学良和王以哲。

　　3月4日下午3点，会谈开始。张学良首先发言：“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不要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策。”

　　李克农不卑不亢：“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许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我们现在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又怎能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所以，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会谈的气氛一开始就不轻松，针对张学良提出的红军是不是真抗日、红军内部是否团结、抗日为什么一定要反蒋等尖锐而敏感的问题，李克农都一一作了有理有据的回答，双方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头协议。张学良还提出与周恩来作进一步会谈的建议。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毛泽东称赞道：“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张学良也称赞李克农：“此人厉害!”

　　1936年4月9日，李克农陪同周恩来赶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等人再次举行会谈。有了前一次会谈的基础，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对许多问题充分交换意见，达成协议。事隔8个月，张学良与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应张、杨邀请，周恩来亲赴西安调解，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陪同前往，对于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