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国大将初定15名 这5人最终出局

       1955年初，中共开国大将初定人选提交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为15人。这15人中除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10人外，还有张宗逊、宋任穷、萧克、王震、周纯全5人。本文摘自2017年1月16日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作者水新营，原题为《开国大将人选探秘》。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章典礼在北京怀仁堂举行

       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次授衔中，对一些开国将帅军衔的确定，社会上流传着不少说法。其中，对开国大将的人选也有不少传说，比如许世友、刘亚楼等人争大将军衔的情景，萧克、王震能否授予大将军衔的问题等等。以上说法，都没有明确的事实依据。笔者结合近年来的一些新史料，披露开国大将人选的相关酝酿和最终确定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4月11日，经中央军委同意，解放军总干部部制定《关于实行军衔制度工作的草案》。根据草案，将官军衔设置少将、中将、准上将、上将4个级别，没有大将一级。

       1953年3月，借鉴苏联等国军队的军衔设置，结合人民解放军的实际，解放军总干部部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此草案将上将、准上将改为大将、上将，这也是人民军队当时的文件中首次出现大将一衔。其中，大将的军官职务编制军衔的基本标准为“一级军区司令员及相当于该职务者”。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出台以后，由于解放军历史上缺乏军衔制的经验，评衔工作一再延期搁置。

       1955年1月，解放军总干部部下发《评定军衔的工作计划》，用于指导全军军衔评定工作。文中指出，评定军衔的主要依据为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以及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在此前后，开国大将人选酝酿的名单也是多次修改，屡经变化。

       1955年1月14日至15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讨论军衔设置问题，同时还研究提出了元帅、大将、上将人选。1月16日，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与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联名上报毛泽东主席关于元帅、大将、上将的预授名单。

       从上报的预授名单看，大将初定人选提交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为15人。

       这15人中除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10人外，还有张宗逊、宋任穷、萧克、王震、周纯全5人。张宗逊等5人之所以被列入第一种方案的开国大将预授名单，自然与他们在人民军队的不凡履历密不可分。

       张宗逊，1908年2月生，陕西渭南人。1924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后投身井冈山及中央苏区的斗争。他是“我军创始阶段的少数几个连长之一”，并从连长逐渐成长为红一方面军第12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旅长等职，一度是第120师仅有的两个旅的旅长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等职，是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2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是仅次于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的第四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各总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张宗逊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当时的10位副总参谋长中位列第一，排在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9位副总参谋长之前。在15名大将初定人选中，张宗逊列第10位，排在宋任穷、许光达、萧克、王震、周纯全5人之前。

       宋任穷，1909年7月生，湖南浏阳人。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后投身井冈山及中央苏区的斗争。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28军政治委员、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鲁豫分局代书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4兵团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云南省委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宋任穷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同时，他的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一职尚未免去。宋任穷是来自中央苏区的政工干部中，任职经历相当突出的一人。他在战争年代屡任要职，勇挑重担，被列入开国大将预授名单时，还肩负着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多个要职。在15名大将初定人选中，宋任穷列第11位，排在许光达等人之前。

       萧克，1907年7月生，湖南嘉禾人。1926年初，萧克到广州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学习。1927年初到叶挺部任连指导员，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6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克任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任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等职。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萧克任国防部副部长。萧克之所以被列入开国大将预授名单，也是与他在人民军队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红军时期，他是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而在八路军最初三个师的正副师长中，其他5人后来都被授予元帅军衔。

       王震，1908年4月生，湖南浏阳人。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6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副旅长、旅长兼政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分局书记兼军区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王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也是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担任过红军军团级主官的同志之一。

       周纯全，1905年10月生，湖北黄安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后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31军政治委员等职。1935年8月，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从事军队院校和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周纯全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周纯全参与了领导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一度被视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第四号代表人物。

       22名大将初定人选方案

       在1955年1月16日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与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联名上报毛泽东主席关于大将的预授名单中，第二种方案为22人。除在上述第一种方案的15人之外，还增加了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7人。许世友等7人能位于张宗逊等5人之后，被列入开国大将预授名单，也同他们在人民军队的经历和突出贡献有关。

       许世友，1905年2月生，河南新县人。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参加黄麻起义，从班长逐级成长为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胶东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许世友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时，他的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一职尚未免去。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许世友九死一生，功勋卓著，是人民军队中有名的战将。

       刘亚楼，1910年4月生，福建武平人。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第1师师长、第2师师长。1938年1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后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8月回国，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解放军第14兵团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一职。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刘亚楼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是红军时期的主力师师长，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是林（彪）罗（荣桓）的得力助手。在新中国之初的陆海空三军中，陆军没有设总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当时也是开国大将预授人选。

       邓华，1910年4月生，湖南郴县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投身井冈山及中央苏区的斗争。曾任红1军团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团长、团政治委员，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等职。1950年3月起指挥海南岛登陆战役，解放了海南岛。同年参加抗美援朝，先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邓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东北军区代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初的一个时期，邓华在人民军队的地位相当突出。在朝鲜战场，他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时，排在陈赓等副司令员之前，后接替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回国后，邓华在任东北军区代司令员时，解放军其他各大军区司令员都是由开国元帅级人物担任。

       陈再道，1909年1月生，湖北麻城人。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南军区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陈再道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同时，他的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一职尚未免去。陈再道也是红四方面军中一员有名的战将，和许世友一样，以善打恶仗硬仗而著称。

       杨得志，1911年1月生，湖南株洲人。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投身井冈山及中央苏区的斗争，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红1军团第1团团长、第2师师长。1938年2月，任八路军115师344旅副旅长、代旅长。后任冀鲁豫支队司令员、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司令员、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954年9月，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兼任战役系主任。杨得志也是人民军队中有名的战将，1947年6月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时，在此前后的各大战略区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为彭德怀，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为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为陈毅，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为林彪。和上述数位后来的开国元帅相比，36岁的杨得志是当时各大战略区野战军中最年轻的司令员。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杨得志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仍担任志愿军司令员。

       彭绍辉，1906年9月生，湖南湘潭人。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3军团第6师师长、红5军团第15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30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第6军参谋长、第6军团参谋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教导团团长、新358旅旅长（亦称彭358旅）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7军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7军军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彭绍辉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时，他的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一职尚未免去。和其他开国大将初定人选相比，彭绍辉的经历不算显赫。能列入大将预授名单，与他长期在红二方面军、第120师、第一野战军工作有较大的关系，应该说也有平衡“山头”的考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第120师、第一野战军长期在晋西北及西北地区作战，由于上述地区地广人稀，部队扩充发展数量有限，也影响了彭绍辉职务的上升。

       王宏坤，1909年1月生，湖北麻城人。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旅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第129师仅有的两个旅的旅长之一，另一人为386旅旅长陈赓。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第6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1月，在被提名大将初定人选时，王宏坤任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在新中国之初的军队任职不是很高，被列入大将预授名单时，更多的是考虑他在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重要任职。他较早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许世友、陈再道等都是在他之后才担任红4军军长。

       开国十大将军的最终确定

       战争年代功勋卓著并曾担任过人民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一批高级将领，如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都具有大将资历，因为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先后转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工作。多年来，在国内的一些出版物中，对他们未能授衔的问题众说纷纭，多有不准确之处。

       1955年1月29日，由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署名，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和授予问题的请示》，建议“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的军衔，可采取三种方式办理：一是“须评定军衔又授予的”；二是“只评定军衔不授予的”；三是“授予预备役军衔的”。

       为此，解放军总干部部提出具体意见：“须评定军衔又授予的”有王维舟、冯白驹、周保中；“只评定军衔不授予的”有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王世泰；“授予预备役军衔的”有程子华、蔡树藩、谭启龙、何长工、张际春、姬鹏飞等。最后，这部分同志的军衔一直没有评定，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也和大将军衔擦肩而过。

       此外，还有一大批曾在战争年代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原解放军高级将领，由于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从事地方工作，并兼任着军队职务，也都符合当时授予军衔的条件。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下发的《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省、市、地委书记及省公安厅长兼任军队首长职务者，均应评定军衔。”但是，7月14日，总干部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向军委并中央的报告》中又规定：“对于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干部，凡兼任分区政治委员（地委书记）以上职务者，对其军衔采取评而不授的办法。”

       对上述规定，除个别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干部授予了军衔外，多数人并没有按原计划执行。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按照上述文件精神，曾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建议评而不授军衔的22名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的名单。不过，在22名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几乎没有大将资历的同志。如资历较深的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军区政治委员陶铸、四川省委书记兼成都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安徽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曾希圣最初也只是被列为上将预授人选。

       最终，经中央反复研究，授予大将的数量和人员确定为粟裕等10人。1955年9月中旬，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呈报《将级军衔名册》。此件中大将名单按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的顺序排序。上述呈报顺序的确定，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依据的是他们“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如徐海东仅次于粟裕，排在呈报大将审批名单中的第二位。主要原因是他曾是红25军长征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担任过红15军团的军团长，为中央红军扎根陕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9月23日，授衔典礼即将召开之际，在解放军总干部部向周恩来总理呈送关于《授勋、授衔典礼上所用的授予勋章命令、授予军衔命令和发给将官个人的授予军衔命令样式》的报告中，其授予军衔命令样式稿中大将的排序依然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在中南海隆重举行。仪式上，周恩来总理把授予每位将军军衔的命令状，依次颁发给粟裕等在京将官。

       在周恩来总理颁布的授衔命令中，决定授予粟裕（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谭政（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劲光（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王树声（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陈赓（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罗瑞卿（时任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许光达（时任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徐海东（授衔时无军职）、张云逸（授衔时无军职）以大将军衔。其中，萧劲光系海军大将，罗瑞卿系公安军大将，许光达系装甲兵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