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高考制度。早在1966年6月上旬，报上就刊出北京女一中高三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提到要废除高考制度，建议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接受锻炼，首先取得工农兵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然后再由党从中挑选先进青年升入大学。紧接着，又有几位人民大学的学生发表公开信，呼吁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建议招收工农兵优秀分子进入高等学校。7月24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北京四中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公开信，同时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事后我们不难发现，废除高考制度的结果之一，是为中共特权阶层获取私利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中共干部子弟无疑是废除高考的最大受益者。事实上，那正是中共当初作出此一决定的幕后原因。
在中共建政初期，高中生都很少，大学录取率相当高，竞争很少。进入六十年代，高中教育大幅增长，大学越来越供不应求。
那时候，大学的录取率很低，因而围绕着升入高等学校而进行的竞争也越演越烈。中共老干部的子女，大都出生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正赶上考大学的时候。既然上大学必须经过统一考试，因此，学习成绩的好坏总是一道硬杠子，而在这方面，干部子弟并不占优势。尽管当局十分强调政治表现，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是受到同样的意识形态灌输，不同家庭出身的同学大多有着一样的价值观，因此即便在政治表现方面，一般平民子弟──包括所谓黑五类子弟──也不比干部子弟逊色。为了让自家的孩子在竞争中胜出，共产党便在学校里大力推行阶级路线，也就是家庭出身歧视政策。
借助于所谓阶级路线这头一道关卡，共产党轻而易举地把“黑五类”子女排除于大学门外。然而升学考试这第二道关卡，却又不可避免地会使一批干部子弟名落孙山。文革初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说它让大量非无产阶级青年进入大学，排斥打击了“红五类”子女。这表明中共特权阶层对其子女已有的特权地位还不满足，还力图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而废除高考制度则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这一愿望。无怪乎在最早提出废除高考制度的建议以及对中央的决定最表赞同的学生中间，很大一批人都是中共干部子弟。
这里有两个证据。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时，香港出版了一本《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作者宋柏林，文革时就读于北京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其父是开国少将，当时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在1966年6月23日的日记里，宋柏林写到：“回家与父亲谈了很久，爸爸说，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大适当吧。并说那些右派学生如果捣乱，就应敲打。但还是要注意，主要是夺权，是打当权派。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地改造。并说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好的。”
去年10月，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当时年少曾轻狂》的红卫兵口述史，其中一位口述史者刘辉宣，文革时就读于北京四中，其父是老红军。刘辉宣讲到：文革前两三年，干部子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受到上层越来越多地关注。“当时有一个很突出的情况，就是共产党觉得自己的子弟在学校里的学习不是一般的差，不但和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子弟比，就是和普通家庭的出身的学生比，也不很理想。这就引起了中央层很深的顾虑。”
这就是中共在文革中要大力实行阶级路线以及废除高考制度的幕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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