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痛打毛泽东口中的第二大党

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初期谈惩办首恶时，特别谈了严惩一贯道头子问题。他说：“前一时期，重庆捉了几个一贯道头子，我主张严办，这是新东西，毛主席说它是‘第二大党’，除了共产党，就是它大，为什么不打痛它。”本文摘自2012年7月20日中国警察网，作者潘嘉钊，原题为《小平同志与西南公安工作》。

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图源：VCG）

1949年12月，西南大区公安部成立，周兴任部长，刘秉琳、赵苍璧任副部长。我在西南公安部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西南地区解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对于小平同志，我不可能有直接接触，只听部领导亲切地称他邓政委，说他办事果断，务实多谋，作风干练，西南局每两月一次向中央的综合报告，多出自他手。我也看过这些综报，篇幅不长，但重点突出，言简意赅，内心非常敬佩。关于小平同志关怀和领导西南公安工作的事，有几件是我亲见、亲闻、亲履的，特别是为小平同志讲话作记录的事，时隔五十年，回忆起来，犹如昨天，深受教育。在此以文记事，与读者共赏。

1950年，西南公安部筹备出版《西南公安通讯》，这是一个内部刊物，宗旨是贯彻中央公安保卫工作方针政策，进行业务指导，交流经验，提高干部政策业务水平。西南局热情支持这个刊物的出版。1950年6月3日，小平同志为《西南公安通讯》创刊号题词：“加强隐蔽斗争，肃清匪特，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不但需要我们公安工作同志的机智和有办法，更重要的还在于依靠群众和掌握政策。”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也题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掌握政策，保卫治安，使生产建设获得保障。”这些题词，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西南地区广大公安干部。

小平同志对于加强隐蔽斗争，依靠群众问题非常重视。1951年1月，他在为重庆《新华日报》的新年题词中，又再次予以强调：“一九五一年，我们应在清除美国毒素的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在肃清匪特、特别是在反对隐蔽敌人的斗争中，进一步的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爱国分子，做出更多的成绩。”1951年2月20日出版的《西南公安通讯》第1卷第11期进行了转载。

二、参加西南公安会议，着重谈镇反不够问题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大后方，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是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大本营。所以，西南地区的公安工作任务艰巨，政策性强。解放初期，西南公安部非常注重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对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采取号召登记自首及搜捕拒不登记顽抗分子的办法，对土匪采取军事进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猛追猛剿，使面上的反革命受到沉重打击。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形成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西南公安机关在中央镇反指示下达后，又进行了大量工作，在惩治反革命方面取得了相当成绩。但由于西南封建势力特别强大，又是蒋介石集团长期经营和最后失败的地方，反革命势力虽经初步打击，仍然相当严重。蒋军溃退时，留下了8万名职业特务，制定了“应变计划”，布置了15个“游击根据地”，纠集组织土匪游击武装先后达百余万人。他们在“反征粮”、“反收税”、“打开县城坐县长”等口号下，到处攻打城镇，抢劫杀人，肆意破坏公路、水运。1950年上半年，西南全区解放后又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有100座，贵阳市被土匪特务武装进攻5次，雅安市被匪特包围7天，区乡政府遭攻打的更多。全境公路沿线匪特为患，我十二军运粮要40辆卡车同时行驶，每车都配上机枪。水上从重庆到泸州，一离开大渡口，两面就有土匪打枪，航路也不通。虽然到1950年6月，全区剿灭数十万土匪，可是匪特与封建势力勾结，反革命活动一直很猖獗。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帝仁川登陆以后，由派遣和潜伏的匪特为领导，以反动封建势力为基础，采取分散、隐蔽、小股活动，向我全面进攻。据1950年全年统计，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所组织的阴谋暴乱，破坏工厂、仓库、暗杀、放毒、纵火、窃密等案件达5100余件（其中阴谋暴乱案占75％以上），杀害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1．4万余人，中毒6000余人，被抢、毁公粮数亿斤。一贯道在城乡到处破坏，潜伏在重庆市二十一兵工厂的一贯道头子以“避灾免难”等诱骗落后工人，先后发展了大批道徒。8月，被政府明令取缔后，又改头换面向市郊工厂扩展。在云南边境则挤入大批派遣特务及蒋匪残余，勾结土司武装，并在境外建立据点，企图待机侵扰。这一切都说明反革命的活动在西南是很疯狂的。而那时，全区各地对反革命的镇压却做得很不够，也不及时。

1951年1月，西南公安部召开全区第一届公安会议，云南、贵州、西康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行政区及重庆市的公安厅局长参加。1月24日，小平同志和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出席公安会议并讲话。西南检察、法院的负责同志也到会旁听。小平同志讲话时，西南公安部领导指定由我作记录，我有幸直接聆听了他的指示。

小平同志针对上述敌情，着重谈了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问题，强调要发动镇反。他说，西南反革命基础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还没有完全打倒，间谍、特务仍在阴谋活动。他特别谈到，解放后我们还在做工作，可短短几个月，一贯道在重庆二十一厂的7000名工人中就发展了900人，说明封建势力在各方面钻空子，找我们的漏洞，利用群众落后的一面。

小平同志说，这一年虽然我们惩处了一批反革命，但只伤了皮毛，很皮毛。我们镇压反革命工作做得不够，这包括整个党委的工作。一年来，一切工作都有成绩，可就一条，镇压不够。我们有些同志，自以为“稳重”，不出乱子，实际出了个大乱子--群众发动不起来；有的总怕犯错误，实际上犯了个大错误--纵容了反革命。事实证明，凡是群众起来的地方，都是镇压了反革命的。一定要知道，不严惩反动头子、恶霸、会门头子……群众就起不来；严惩了，群众无所顾忌。他一再指出，西南镇反，一是严惩少了；二是办得不及时。镇压反革命不够这一点必须纠正。该杀的就杀，该关的、该管的坚决要关、要管。杀人问题，要准、稳、狠。第一要准，不要杀错。第二要稳，杀人要有计划，不能乱，要分区、分时间。保证了准，保证了稳，既准又稳，就保证了不会错，就狠。狠也包括及时。三者是密切联系的，准、稳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要狠。我们镇压反革命不仅要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坚决地进行，还要有策略，要及时。

小平同志在谈惩办首恶时，特别谈了严惩一贯道头子问题。他说，前一时期，重庆捉了几个一贯道头子，我主张严办，这是新东西，毛主席说它是“第二大党”，除了共产党，就是它大，为什么不打痛它。一贯道是集反动之大成搞的，以迷信面目出现，实际上搞反革命。正因为群众对它看不清，我们严惩，可使群众看清它的真面目，擦亮眼睛，划清界限，觉悟到一贯道干不得，更进一步，一切秘密的事情干不得。严惩一贯道头子，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

小平同志提醒公安系统要及时注意新闻报道问题。他说，前些日子《新华日报》总是登杀恶霸，为什么不登杀土匪、杀会道门头子、破坏经济的……恶霸不登或登小字，会道门登大字。这样，今天敌人活动的新花样，显著的、突出的，登出去，对群众更有教育意义，这也叫有计划。

小平同志讲话中，在对一年来西南公安工作的成绩予以足够估计的同时指出，成绩要看到，但不能过高估计。他认为，敌人电台60％-70％已被摸到的估计是不可靠的。这是册子上有的，而最机密、最危险、册子上没有的最难发现。公安工作有朝一日，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来，就真正打中了敌人的核心部位。他还从公安工作、防奸保卫工作要有耳目、有群众基础谈起，说现在群众基础开始有了，但是，是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中起来的，而不是从公安工作中提高的。公安部门可以依靠现有群众基础逐渐建立耳目手足，但不敢说“公安工作已有良好的基础”，工作就要虚心。小平同志告诫大家，对反革命斗争是较长期的，大概要到共产主义。在座三十岁的，即使活到一百岁，一直到底恐怕还要对付反革命。公安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把不够的地方估计得足一点。因为我们容易看到成绩，有形的、隐蔽的、最重要的却往往被疏忽了。

讲话最后，小平同志谈了加强宣传，克服神秘观点问题。他指出：与反革命斗争是群众性的，应该宣传；不宣传，群众不知道什么是坏东西。有些反动组织，该公布的应予公布，使大家警觉起来，我们就会增加耳目。把对付反革命认为是神秘的东西的论调，是错误的。二十一兵工厂闹一贯道，后来我们搞了一贯道，工厂有些工人、家属埋怨我们为什么不早告诉他们。说明我们错了，我们是犯了错误。公开与秘密要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才能结合起来。要克服神秘观点，当然强调侦察是对的，但是我们要依靠群众，要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对付反革命。

小平同志的这次讲话，有的放矢，抓住了要害，势如破竹。到会同志思想上受到了震动，极大地激励了斗志，明确了行动方向，从而成为指引西南镇反运动走向高潮的巨大精神力量。

三、密切注视镇反进展，有效控制乱捕滥杀

1951年初，小平同志说过“一件事情的难关，往往不在事情的开始，而在事情的末尾。一个运动的偏差，也往往不在开始而在末尾。”这一年春，西南全区镇压反革命运动逐步进入高潮，西南局密切关注各地发展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倾向性问题。

1951年4月10日，以小平同志为首的西南局将全区镇反进展情况详细地报告了党中央，并通报西南各地。报告分析了1950年和1951年前三个月的运动情况，认为1951年春已经发动了群众，反动气焰大大降低，干部内部优柔寡断的毛病已被克服。根据当时西南各省区市已杀首恶数字及还有一大批捕押人犯的情况，需要好好总结一次经验。报告根据西南的敌情，估计了下一步各地可能要杀的反革命首恶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好好控制，要做得更仔细，切实防止个别地方萌芽的以杀为快的情绪。规定杀人批准权由地委收缩到区党委，防止后期草率从事，犯下错误。对在押犯提出要及时地、聚精会神地、分别轻重地加以审慎处理，逮捕权收缩到专署（地委），还强调了必须大张旗鼓宣传。

4月20日，毛泽东同志将这个报告批发全国各地，要各地就杀反革命的比例问题和捕人杀人批准权提高一级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同志在批示中阐述了从严控制杀人比例，将许多犯人判为无期徒刑，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生产事业的意向。

4月26日，西南局在给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一份请示的批示中，强调镇反及惩治不法地主都应从领导上紧紧加以掌握，做得比过去更仔细。指出，镇反取得显著效果后，“差不多了”和草率粗糙的两种偏向都要防止，在杀反革命较多的地方，必须坚决暂时停止，总结经验，清理在押人犯。在量刑上，对可杀可不杀之间的反革命分子或恶霸分子，应采用判5年以上徒刑，或实行劳役而不处死刑的政策。以分化敌人，不致错杀人。西南局这个批件，同时上报了党中央。

4月30日，毛泽东同志看后，立即采纳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致电各地，指出杀反革命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形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著名政策。同时，将西南局给胡耀邦的指示转发各地参考，说：“这个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

四、关注水上治安和劳改工作

西南不少地方特别是重庆，是水系发达地区，水上运输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而解放一年来，封建把头对水上运输障碍极大，他们一句话就可以使重庆没菜吃、没柴烧、没煤卖。他们的破坏引起了西南局极大重视。小平同志曾亲自听取水上公安会议的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动员组织水上公安、工会等力量投入斗争。及时打击了水上敌人的嚣张气焰。

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他亲自听取汇报，改写会议决议，总结经验。5月16日，中共中央就批准转发了会议的决议，要求各地对正在开展的镇反运动进行收缩休整，清理积案，巩固成果。在清查、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同时，加强监所管理，建设劳改工作。会后，各地即着手组织已判刑罪犯的劳动改造工作。

小平同志对反革命犯的改造工作十分关注，西南区第一次组织劳动改造工作的会议就是由他亲自召集的。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劳改工作“其味无穷”、“你不搞我搞”等重要指示，研究了西南地区的具体贯彻执行意见。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分别兼工业部正、副部长的段君毅、万里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同年11月17日，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小平同志在作报告中，特地明确向各界阐述：“对于现有的人犯，应贯彻劳动改造政策，这是以强迫劳动消灭反革命分子的重要手段，也是彻底改造犯人成为新人的一项基本政策。”

小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西南公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项公安工作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大西南的社会秩序迅速得到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