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无法忍受江青谩骂 连说四个字

邓小平文革期间与江青是对手（图源：VCG）

邓小平文革复出后的一天，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正，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宣布：“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事后知道，在1974年10月前后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在此之前召开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青同张、王、姚进行了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20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总、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在上海物色培养“工人大使”、外事干部110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能善罢甘休？于是江青等人以所谓“风庆轮事件”作为借以发难的题目。

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集团一直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租船的问题上大做文章。1974年国庆节前远航归来的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货轮，早在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他们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周恩来等是“70年代的李鸿章”。而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又收到上海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李国堂、实习三副顾文广（均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派往）反对批判所谓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遂抓住一点，无限上纲。江青10月14日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则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要结束时，“四人帮”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江青拿出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江青：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他们感到这一番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邓小平的口实和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于是王、张、江、姚立即赶到钓鱼台17楼江青住处星夜密谋，认为这一争吵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诬陷起因是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也与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第二天上午9时，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时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借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讲了昨晚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还别有用心地诬陷：总理现在虽然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进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下午回到北京后便把毛的忠告当耳旁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江青处再次密商对策。18日中午，江青把将于10月20日陪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江青说，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会议无法开下去。还说，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在18日夜间小会上，江青再嘱王、唐二人到长沙诬告邓小平，还托她们带给毛泽东一封她写的信，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并说：“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第二天（10月19日），周恩来找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谈话，告诉她们，事情并不像江青等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同邓小平谈过，嘱他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1974年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问邓有什么事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毛叫邓坐下，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邓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点头。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于21日上午把同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周知。

这段谈话非同寻常，不单是把四届人大“组阁”的重任明确地交给周恩来，而且促使毛泽东更加信任邓小平。同王洪文气急败坏的诬告完全相反，邓小平一句不说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表现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一个卑劣，一个伟岸，对比太强烈了！这无疑会在毛泽东的心中激起对邓小平的好感，更加坚定他重用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继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的谈话，要她们回北京传达自己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还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在带去的江青来信上，毛泽东写了批语：“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请王、唐带回交江青。

王、唐二人在22日把毛泽东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关于最高层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使“四人帮”阻挠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图谋无法得逞，他们想排斥周恩来主持“组阁”的阴谋也成了一枕黄粱。

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委托，不顾自己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后虚弱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商讨，同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长沙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说明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关于自己的病情，周恩来称膀胱癌虽未治愈，但“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务请主席放心”。

江青这时仍不死心，她不听毛泽东的告诫，还想利用其特殊身份插手“组阁”。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制止江青插手，一方面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斗争。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外宾后同邓小平谈话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主席说：我赞成你！邓小平答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邓说：我主要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邓小平又对毛泽东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主席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

12月间，周恩来在病榻上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统筹全局，反复衡量。针对“四人帮”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同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还是由周荣鑫当部长为好；文化部、体委从当时情况看来不能不作让步。12月20日前后，周恩来又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正是决定党和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的关键时刻，与周恩来同去汇报的又是王洪文。叶剑英表示，为了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总理安全返回。

12月23日当天毛泽东就听取了周恩来、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又一次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搞乱了，又不告诉我。”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指指脑袋说：他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接着，毛泽东讲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把治党治军治国的重任赋予了他所信赖的邓小平：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边说边用笔写“人材难——”，毛刚写到“难”字，周恩来把“人材难得”说出来，毛放下了笔。

第二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在这里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24日、25日、27日又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了三次，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和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关于江青，毛说：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对江青，毛又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又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毛泽东对批孔是满意的，他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同时他又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写出书面检查。

谈话的再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对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具体人选提了一些意见。他同意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关于副总理人选，毛在邓、张（春桥）、李（先念）后加了一个陈（锡联），并提议张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职务。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这一重要决策，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毛泽东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关切地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81岁生日，王洪文到韶山参观，毛泽东单独同周恩来促膝长谈，毛泽东就理论问题发表了重要淡话，并同周恩来再次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毛泽东还表示，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他已经获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