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天朝大国为何被小部落民族征服两次

　　纵观中国历史，古代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的外敌主要有四个，他们分别是匈奴、突厥、蒙古、女真。前两个与中原汉族王朝对抗大体呈互有胜负的均势，后两者则取得了对中原王朝压倒性的优势，直至取而代之，统治全中国。

　　蒙古灭宋建立元朝，建州女真(满人)灭明建立清朝，在七个中国大一统王朝中，他们占了两个，前后统治中国四百年。论及彪悍度，女真未必比得上突厥，他们对抗的是同一民族，但却出现了不同结果。堂堂西北突厥帝国，不能进抵中原半步，而区区东北一个游牧民族女真，灭了汉族两朝，先灭北宋后灭明朝。

　　与其是说突厥要比女真弱，不如是说中原王朝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的越来越弱。同样一个民族，为什么在唐太宗时就能有贞观之治，而宋徽宗时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会被打败。对应海明威这句的，是中国一句古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一中一外的两句话，都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真正的失败，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精神上的消亡。这句话也基本上可以用来概括宋朝和大明的亡国原因。

　　人言：北宋亡于女之手，是因为“农耕文明不抵游牧文明”。然而，闪耀于世的汉唐文明，难道不也是“农耕文明”?为什么没有沦入彪悍的匈奴、突厥之手?

　　显然，宋代之所以开辟了“华夏文明被征服”的历史，非“农耕”之过，而是精神消亡的结果。大多学者指出那是“尚武精神”的消亡。这个原因世所共知自武将赵匡胤拥兵自立为帝，成为宋太祖后，恐人效法自己篡位模式，遂实行“崇文抑武”国策，富贵须从书中求，从此汉人便远离了尚武精神，变得文弱。

　　回顾宋史，当然不能否定赵匡胤是开创“汉儿之弱”始作俑者，崇文抑武对汉人“尚武精神”确有杀伤。然而，如果认为这是华夏自宋朝开始衰落的唯一原因，也不客观和全面。

　　不能说宋朝是个一点军事实力都没有的国家，也不能说宋代的将领个个没有对抗游牧悍将的胆略，那时也有“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战神岳鹏举、“三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文武双全辛弃疾。北宋建国初期，宋军对付西夏，军事上是处于上风的，对付契丹，打个平手;严重不敌的，是女真;全面不敌的，是蒙古。如果说宋军不行，那么先于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何必再等下一个虎狼之师?

　　由此可见，宋军的战斗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弱的。而其军事力量衰弱的主要原因，不是兵道的弱，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逐渐衰弱，所以导致国力也渐渐开始衰败。宋朝和大明这两个王朝，都是崇尚儒道，而忽视了兵道。所以国民的精神开始不够刚硬，汉人的精髓魂魄开始流失，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关系被切断。

　　而导致这些所有的错误决策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由于朱氏和赵氏王族只顾着防止国内的忧患而忽略了外敌所导致的。两朝的军队似乎都是为了吓唬百姓而存在的，真正该做的保家卫国却没有做到。宋明两朝经济成果被世界津津乐道，甚至一度与盛唐等量齐观，但是，单项成就毕竟不能弥补整体文明精神的损失，就民族精神而言，有钱的宋明人活得并不硬气。

　　都说大明王朝时的中国，是有血性的，没有像宋朝那样用金钱求苟安，也没有如两汉用美女换和平的耻辱记录。但是，这个汉族王朝最终还是亡于外族人之手，亡于灭掉北宋的同一个征服者分支—建州女真，而且亡得更彻底。北宋之亡，亡掉的是中国北方，明朝之亡，亡掉的是全中国。

　　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史书中记载的大多都是由于宦官扰政。但是，对比其他王朝，明朝其实还有一害，与宋朝大同小异，那就是士大夫的酸腐无能。离现在最近、也是汉民族最大一次国耻，剃发易服，就发生在大明王朝灭亡之时。在女真人入侵的时候，被人世人看不起的青楼女子都会有以死殉国的决心，但是那些平常被人仰慕敬佩的士大夫、才子却为了苟活而卖国。这样鲜明的对比不禁让人心寒。区区一个只有几十万人的民族却能将拥有一亿人口的中原王朝灭掉，这实在是令人唏嘘。

　　众所周知，前清在兴盛之前，只是个处于北满的极寒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部落，由后金建州女真衍生满洲。据《中国通史》记录，当时，即使在吞并了相对富饶的南满之后，后金所有成年男丁不过十万出头，其中满洲男丁只有六万二千多人，满洲兵只有四万一千多人，这就是多尔衮入关时的全部人马数字，真正是地瘠民少兵寡。而当时大明的抗清兵将有二三百万。然而，交战的结果却是前清把大明灭个干净!严重超乎想象力的以少胜多。这是为什么?

　　查看史料，清朝对汉人剃发易服，按时间发展而分，是有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虐待。后金时代，满人首领努尔哈赤抓到汉人，是当战俘分给部落手下的。第二个阶段，是善待。清兵初入北京时，是承认大明存在的。对广大汉族人，以“明国人”视之。譬如当时清廷对南方曾下达如此檄文：“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

　　这段檄文表达什么意思?清军说，我们入关是帮助你们打李自成这帮反贼的，依你们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复国的，我们来了，你们明人愿意保明室的可以继续保，愿意跟我们干的也欢迎，至于你们是继续穿汉人服装还是随从我们满人服装，悉听尊便，决不强迫。

　　为什么清军会有这番“友善”表态呢?这是因为，初入关的他们，并没有信心甚至没有打算拿下整个中国，随时准备退兵。但是，清兵平了三藩后，对汉人政策又变了，进入第三个阶段:慢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汉族士大夫的不堪让他们暴涨了野心，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除了少许的抵抗，占领变得越来越容易。清兵南下的常态是：清兵一到，明朝士大夫就跪倒一片，焚香迎接清兵入城。于是八旗子弟统治全中国的信心足了，对汉人再次回归到奴役状态，“剃发易服”不是自愿的，而是死令。

　　吕思勉的《中国通史》记载，1644年农历五月初三，清兵入关，第二天便下达剃发令。过了二十天，又宣布剃发令并非强制，剃不剃是自愿，任民自由。但到了拿下江南后，全中国唾手可得，又改为强制。并限定时间：北京附近，十天之内;外省文书送达后十日之内，全部开剃;倘有不遵，即行处死。这就是著名的“留发不留头”。可见，是以士人为首的汉民族孱弱，让女真人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泱泱华夏人由此即在“满人打下的江山”里，彻底沦为被统治被压迫的下等民族。

　　汉族士大夫何以如此无能奴顺?不能不说，是清朝前朝，明朝统治者帮了女真人的忙。明朝士人，出现比西晋糜血、两宋贫血更无可救药的败血症。什么是“败血”?就是病毒侵入血液，感染全身。这个明朝的病毒，就是奴性。

　　自秦以来，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都专制，但成色不同。诸如隋唐，实行的是开明专制，到了宋朝，开始保守，高度集中皇权。而到了明朝，则倒退为极度集权保守。所谓“朱氏专制”，主要有两大特点，那就是“君主史无前例地专权”与“国家意识形态史无前例地守旧”。

　　明朝开国者朱元璋是贫农出身，称帝后对士人实行了连蒙元帝国都没用过的廷杖和诏狱手段。大臣一语不合，就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受刑，甚至投入特务把守的牢房，人间蒸发。朱元璋用特务加八股，为明朝士人奠定的是“尚古”与“尊君”的基调，士人言行不能偏离四书五经，天下没有不是的君主，只有不是的臣子。在这种环境下，所谓骨气和气节都是扭曲的，一些士大夫即便还有些气节，但表现方式却令人哀叹，以向皇帝犯谏为实现个人最高价值追求，以挨皇帝打甚至被赐死为荣耀，毫无反抗精神与独立意识。

　　酷刑加侮辱，使得明朝文人士大夫噤若寒蝉，在皇帝面前如同家奴，只能提些为老爷着想的意见。朱家人的江山稳固了，而整个士阶层却失去了活力，这样的死气沉沉士大夫，能抵抗强悍的外敌么?大明王朝的士大夫“铁肩担道义”口号喊得最响亮，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名垂史册的士大夫，如奇才解缙、强臣张居正，以及于谦杨涟左光斗这样的清流士大夫，但主流却不是他们，而是一个庞大的犬儒群。这样的士大夫，可能在国家危亡时刻挺身而出吗?暴力强权每至，自然不是下跪党，就是带路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