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之子揭秘228事件与中共真实关系

2014年7月，台湾作家白先勇（右）在香港书展“世界视窗讲座系列”上回答听众提问（图源：新华社）

白崇禧到台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下令处理二二八事件涉事人员，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参加此次事变人员，除了共党之外一律免究。”因为那时候是国共内战，所以这么说。其实共产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开始跟共产党无关，中间在台共问题上有些牵扯。本文系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于2015年3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

大家好！首先谢谢未名讲坛邀请我来做一个演讲。二二八事件在台湾的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是发生在68年前，但它的阴影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台湾，影响着台湾的政治，更影响着台湾人的心理。所以要了解台湾，还是要对二二八事件有一定的了解。

切到二二八事件之前，对于白崇禧，我看到大陆方面对他的评价或者称谓，很多时候是桂系军阀。我说我父亲不是军阀，因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他见证过中华民国的诞生；他18岁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到武汉去支援；他参加北伐，那时蒋介石是总司令，邀请他做北伐的参谋长，是他从广州领军一直打到山海关。

台儿庄大战前期，蒋介石跟我父亲飞到徐州，要我父亲留下来，帮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台儿庄战役在中日战争中是关键一战，那时候南京沦陷，南京大屠杀军民死伤30万人，整个国家士气消沉，非常悲观，以为抵不住日军的侵略了。因为日军从上海、南京打下来，一路势如破竹。在山东台儿庄这地方给日军迎头痛击，打了第一次胜仗，那是1938年。那时候日军想要三个月解决中国的战事，这一战对他们打击很大，击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也奠定了八年持久战的根基。

1938年4月打的台儿庄，《良友》杂志大家都知道，当时最流行的画报，五月那一期以白崇禧做封面，四月以李宗仁做封面，所以那一仗非常重要，使全国士气高起。

台儿庄、昆仑关、长沙大战，我父亲参加了很多战斗，打了很多胜仗。他一路上参与中央的事情，所以我提出他不是桂系军阀，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北伐，参加过中日抗战，都是全国性的，并不是在地方。军阀都是为了地方军事利益，白崇禧是全国性的。

为什么派我父亲去做善后工作？

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其实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那时候烟酒是公卖的，不准卖私烟私酒。台湾人民生活非常苦，有人就卖私烟。1947年2月27日，有一位老妇人卖私烟被抓到了，缉私人员没收她的烟，这会使她的生活更没有着落，老妇人就哀求这些人，但这些人用枪托打她的头，把她打昏了，这就激起了民怨，几个缉私人员一慌张，朝天开枪，那一枪打死了一个人。第二天，2月28日，有民众开始游行，很快野火蔓延。

从2月28日到3月17日这段时间，台湾有些曾经当过日本兵的人，一些流氓，把一股怨气发泄到外省人身上，在街上看到人就问会不会讲日语和闽南语，不会就打。有不少外省人被打伤，甚至危及性命。全省就这样失控了，一直到3月8日，国民政府派军队来镇压。

我们看看历史，这一时期情况相当尖锐，那几天蒋介石正派胡宗南部队攻打延安，国民政府的整个重心在延安方面。二二八事件这边，国民政府开始有误判，没想到那么严重，觉得不行了，才派军队镇压。军队一去，就逮捕了很多人。不光是军队逮捕，警卫总部和便衣队，很多机关也随便捕人，一片混乱，很多人糊里糊涂就被逮走了。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就派我父亲去做宣慰工作，善后。

为什么派我父亲去呢？第一，因为他是国防部长，有这个权限，对军队、军警可以直接下令；第二，他在抗战中有威望；第三，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很复杂，他们40年分分合合，恩恩怨怨，这个时候是合，是蒋介石信任他的时候。

台湾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听到我父亲要来台湾，很紧张。因为台湾光复一年多就发生二二八事件，不管怎么样行政长官都是要负责的，所以他多方阻挡我父亲去。我父亲本来12日就要过去，陈仪写信给蒋介石，让我父亲晚点到，说等安定下来，这样我父亲3月17日到台湾。

我父亲到台湾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下令，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参加此次事变人员，除了共党之外一律免究。”因为那时候是国共内战，所以这么说。其实共产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开始跟共产党无关，中间在台共问题上有些牵扯。“一律免究，情节轻者统统放掉，”这句话表示从宽处理，那时候已经好多人被判了死刑，马上就要枪毙的。开始陈仪还想阻止，后来我父亲在全省用飞机把传单投下去，要安定民心。那时台湾600万人，人心惶惶，大家非常恐惧，尤其是军队来，我父亲是国防部长，不知道他的态度怎么样，如果来了以后也是要报复镇压，就不得了了。

这十六天，我父亲都做了些什么？

从3月17日开始，没停一天，总共十六天。这十六天里我父亲从北到南，从南又回到北。北是从基隆开始，然后到南部，到屏东，每天宣慰，广播、演讲、接待民意代表。在基隆，他对21师那些军队训话，要他们守军纪，不可以乱来。

他在基隆看到一艘商船上挤满了人，一问都是外省公务员的家属，还有公务员。这些人有的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打了，有些人还被杀了。他们很恐慌，纷纷要回大陆。

打外省人的时候，那些真正贪污的高官没打到，打的是一般民众，外省的民众，有些是商人，有些是公务员，还有好多老师，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很多老师只会讲日语，不会讲普通话。

3月20日这一天，我父亲给这些外省公教人员训话，请他们留下来，建设台湾，并且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二二八这样的事件。他到处走，在台中，火车站，会集了很多民意代表，他到那边去看他们，每天不停。

他的训话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对外省的人；第二，对学生。二二八事件不少学生牵涉到里面了，说逮捕时学生害怕了，跑掉不敢来上课。我父亲就安慰他们，要他们复学。因为学生很年轻，他们不懂，我父亲说只要家长带回来，签了名就既往不咎，而且答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令下来后，很多学生复学了。

有一个叫白克的，当时是台湾制片厂厂长，广西人。这十六天他全跟着我父亲，拍照片，拍纪录片。当时的原住民有好多民族，很多原住民被拉去当过日本兵，回来以后他们还有武器。二二八事件他们很多人参加了，事后很害怕，就统统逃回山上去了。我父亲特别广播，向他们喊话，

要他们回来，说既往不咎：你们回来，把武器交出来就好了。他自己也深入到原住民当中，到部落里面去。白克会日文，那些部落的人，原住民那时候除了自己的语言之外，会讲日文，他们去安慰这些原住民。

我父亲虽然下令禁止滥捕滥杀，宽大处理，可是陈仪他们还是在做秘密处决的事。后来我父亲听到了，在3月28日那天召开特别会议，把陈仪他们都招来了，柯远芬那时非常嚣张，说宁愿错杀99个，只要杀对一个真的就行。他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我父亲当场拍桌子训斥他，他说杀一个无辜天下不为也，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我父亲呵斥柯远芬，也把他下面的军警拘束住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时候很乱，什么人都可以逮捕，也没有公开审判。陈仪有两个身份，一是行政长官，一是警备司令。我父亲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下令给警备司令，等于说除了警备总部可以逮捕人，其他单位不得随便捕人。警备司令捕人后也要公开审判，要造册，报国防部，等于把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权限拿回国防部来了。你以前枪毙的人也要造册往上报，所有逮捕的人犯，姓名、案情、处理经过，一律造册。因为他听了很多陈仪他们的阳奉阴违做法。

另一方面是蒋介石派的，所有的情况我父亲要向蒋介石呈报，还有蒋经国夹在里面。他跟我父亲一架飞机到台湾，不过他在台湾待了三天就走了，视察台湾的三青团跟二二八事件什么关系。他走了，留下三青团的一个人在我父亲旁边，我父亲那十六天的行程统统要向他报告。所以我父亲夹在中间，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些事情，是不太容易的。

这十六天，他救了很多人

到4月2日，我父亲回去了。这十六天非常关键，他宣慰台湾，灭苦，善后，安定人心，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提议：比如把台湾改成省政府，不设行政长官；要重用本省人；鼓励通婚；土地改革。虽然只有十六天，但是这十六天他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影响很大。

这十六天他没有让二二八事件扩大，把台湾的民心基本安稳下来。当时那么敏感，而且那么焦躁的前提下，如果稍微处置不当就不得了。即使这样，还是有阴影，还被很多政治人物操控。

按理讲，68年前的一个历史悲剧，应该慢慢消除伤痕，但国民党开始时掩盖相关的资料，直到90年代才开放。但越是掩埋真相，越引起人民的抗拒。有些有政治野心的就趁机扩大宣传，所以每年选举的时候都拿二二八事件来攻击国民党，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二二八事件那些家属本身不见得愿意被利用，本来已经很伤痛的事情，每年再来说一下，心中不愿意的，但是很多政治人物为了政治利益，就扩大宣传外省跟本省的情结。其实在台湾，每一个家庭都有外省和本省人的家属，通婚几代了。

还有一点，因为二二八事件，我父亲在台湾声望很高，但是现在台湾官方出版物里，对我父亲做的事情很多是一笔带过的。至于民间作者写的那些书籍，他们因为要攻击国民党，而我父亲是国民党，是蒋介石派去的，所以他们对我父亲做的这些事情也没有一个公平的判断。

我讲一个例子，二二八事件时有一位名叫萧锦文的实习记者，才22岁。这个报纸对陈仪政府是有所批评的，报社社长是萧锦文的舅舅。他舅舅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委员。二二八事件后要逮捕他舅舅，他舅舅就逃掉了，逃哪儿去萧锦文也不知道。一天刚好他值班，抓他舅舅不着就把他逮走了，严刑拷打，问他舅舅在哪儿，他讲不出来，就被判了死刑。

那时候台北的派出所里关了几十个死刑犯，那天轮到他被带去枪毙，眼睛蒙上，后面插个牌子，装到卡车上，走到一半，非常戏剧性的，卡车又绕回警察局，把他放了。怎么回事？原来卡车走到一半我父亲的命令到了：禁止滥杀，公开审判。

萧锦文现在88岁，我访问他时他脑筋非常清楚，他懂日文，现在在二二八纪念馆当解说员。我访问他，他讲得很动人，我也非常感动。最后他讲了一句，他说感谢你父亲这道命令，让我活命，让我多活了66年。他老泪纵横，我也陪着他掉泪。我说你命真大，天保佑你。他很了不得，我很佩服他，他很公正。二二八事件时萧锦文还救过外省人，有一个外省人被打到水沟里面，他把他救回来了。

所以当时也不是那么仇恨，很多外省人被打，到台湾人家里面，台湾人就收留他们。后来台湾人被打，外省人也会把他们藏起来。我想民间的人总不愿意看着人家死，平常人互相救是有的。

我父亲回去一年，还关心二二八事件。警备司令部最后一批呈报上来，13个案子，28个人判刑，18个人判死刑。我父亲看到之后把18个人全部改成徒刑，呈到蒋介石那边去，蒋介石批了一个“可”，那个“可”字救了18条命。

因为他在台湾身份很高，所以蒋介石更加忌惮。外省人跟台湾的士绅勾搭起来，是那时国民党最大的噩梦。所以我父亲在台湾17年，都是受特务监控的，他本来要跟民国共存亡，但是蒋介石还是步步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