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于九一三事件的真实态度

上海宋庆龄故居内的展品：宋庆龄生活照（图源：VCG）

“文革”期间，许多事情使宋庆龄对中国的命运倍感忧虑。“九一三”事件后，宋庆龄开始时对此浑然不知，直到当年10月下旬，她在信中说：“一些谣言正在流传，说当这架飞机被我们另一架飞机在乌兰巴托附近击落时，这个叛逃者也被击落，机上九人均身亡。以后会有更多消息。如果是真的，当局以后会宣布的。”……本文摘自2013年10月5日《南方周末》，作者周尚文，原题为《宋庆龄：书笺里透出的忧伤》。

宋庆龄是位政治活动家，她关心国内外大事，却只能在给挚友的私人书信中诉说自己对国家动荡的忧虑和烦恼。

名人日记、书信，历来被视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在孙中山病逝、国共分手、北伐面临危难之时，义无反顾地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同共产党亲密合作，为新中国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她身居高位，又低调示人，在国内外各种场合恰如其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为国家、为民族、为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尽心尽责，无私奉献。她被称颂为“国之瑰宝”、“20世纪的伟大女性”。

然而，宋庆龄的晚年心境到底如何，尤其是处于“文革”动乱岁月里她的心迹，鲜为人知，公开资料也极少。许多亲近她的人或“为尊者讳”，或只是回忆她处理公务私事的某些细节，很少有人知晓她的内心世界。

最近出版的《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东方出版中心，2013）是一本难得原始文献，书中收录了晚年宋庆龄十年间亲笔书信159封，其中，有近100封是“文革”中后期给陈翰笙的私人信件，宋庆龄内心世界，从中可见一斑。这些信件中，对时局、对亲友、对自身处境，都坦陈自己的看法，一些信笺还写上“密”和“阅后请销毁”的字样，但陈翰笙深知这些书信的价值，冒着风险将其保存下来，为后人留下这笔可贵的文化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编校出版工作十分严谨，所有书信均以中译文与原信件影印对照编排，书末附有英文录入件，注释也很翔实，便于查阅和考订，是一本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陈翰笙（1897-2004），是我国罕见的传奇革命家，著名学者，他活了107岁，横跨三个世纪，四个时代。他早年投身李大钊门下，接受共产主义信仰，亲历过“北京三一八运动”，他曾秘密从事共产国际情报工作，后来又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是一名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1925年，蔡元培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8岁。他曾被李大钊派去苏联学习一年，后又留学美国、德国，精通多国语文，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等方面就颇有建树，被孙冶方、千家驹、薛暮桥等名家尊为前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邀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被他婉拒，他只愿当一名“布衣教授”。

陈翰笙与宋庆龄的友谊，始于1927年莫斯科期间，此后，两人保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密切交往。抗战伊始，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保盟），陈翰笙受邀担任保盟中央委员，负责对外宣传，后又在宋庆龄名下的“中国工合”组织中任执行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英文杂志，陈翰笙应邀担任杂志编委会副主任，主持编辑工作。长期以来，陈翰笙以其渊博学识、精美文笔撰写许多时评文章，也曾为宋庆龄代拟不少重要文稿。可以说，他是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也是唯一能在工作上紧密合作、思想上推心置腹交流的挚友。

“文革”初期，陈翰笙遭幽禁，宋庆龄闻讯后立即向周总理求助，使陈得以释放。这本书收录的，是从1971年起，即从“文革”中期起到宋庆龄逝世十年间的书信。

需要说明的是，书信不同于日记，时疏时密，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活动轨迹，但这些书信，透露出晚年宋庆龄忧时伤世之情。书信往来，是宋庆龄与外界交往的重要渠道，她的信件，都用英文书写，主要是习惯于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来倒不是有意避人耳目。陈翰笙得以获取宋庆龄的信赖，精通外文为他们的思想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

对九一三事件的态度

“文革”期间，宋庆龄当然不可能认清这场“大革命”的实质，许多事情使她对国家的命运倍感忧虑。“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宋庆龄也和许多人一样，开始时对这一事件浑然不知，直到当年10月下旬，她在信中说：“一些谣言正在流传，说当这架飞机被我们另一架飞机在乌兰巴托附近击落时，这个叛逃者也被击落，机上九人均身亡。以后会有更多消息。如果是真的，当局以后会宣布的。”1971年底到1972年1月，她在信中告诉陈翰笙：“我每天都在参加‘九一三’事件会议，但从外国报纸得到的消息却更多。”“当我们再次见面时，我有很多关于林、陈那些坏蛋的事情要告诉你。”在另一封信中，说到人们对此事件感到“迷惑不解”。

“文革”期间，社会秩序紊乱，物资供应匮乏，民众生活艰难，宋庆龄在信中也流露出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关切和不安。宋庆龄自己没有子女，她将警卫秘书隋学芳的两个女儿作为养女，充当她们的监护人，经常呵护她们。1975年4月的一封信中，她写道，她想托友人从国外买两个哨子，因为“我们这一带充斥着流氓和阿飞，他们干下了好几起可恶的罪行。我们附近没有警察驻守，而有两个在我的监护下长大的女孩周末要来，她们住得非常远，得坐公交车，无法提早来。所以我想让她们随身带着哨子以吓走歹徒。”

虽说宋庆龄还不至于像老百姓那样凭票过日子，但她就所见所闻在信中写道：“生活在郊区的可怜的人们每人每天只配给三两粮食，他们生活一定很困难啊！”（1972年7月）“现在我们这里（指上海）也有许多东西买不到了，包括过去很容易买到的东西。因为没有新鲜水果，所以我们只能吃罐装的，希望不久西瓜将上市。”“听说北京天气很热，而且眼下各种物品都很短缺。送上新鲜的花生酱，听说北京买不到的。”（1976年6月）

宋庆龄晚年，一直病痛缠身。腰腿伤痛，行走困难，还有那恼人的荨麻疹和眼疾，常年困扰着她的生活。“文革”初期，一波接一波的红卫兵叫嚷要冲击宋庆龄在北京的府邸，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她，不得不撤下室内墙上的画和架上的工艺品，换上毛主席语录。“文革”大动乱，虽说未直接惊动她，但举国大乱，友人“失踪”，社会无序，物资紧缺，使她的心情十分压抑。她的书信中，表达了对“文革”的种种不理解和郁闷。

1971年9月5日，宋庆龄致函陈翰笙，这是收入本书的第一封信，信中开头就说：“亲爱的朋友：言语无法充分表达我看到你的手迹时的释怀和再次听到你的消息时的高兴。我最后给你的一封信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我开始怀疑是否发生什么事了。因为现在，生命就像烛光一样闪烁跳跃，突来的一阵邪风会把它彻底吹灭。”“文革”乍起，风狂雨骤，友人之间相隔天涯，“生命的烛光”会不会被“突来的一阵邪风会把它彻底吹灭”，这是她最担心的，因而当看到陈翰笙的来信后，欣慰之情就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了。此刻虽未直接评论“文革”，但对那些无法无天、邪风肆虐的日子刻画得入木三分。

1973年4月，两人的联系中断了三个多月，才接到陈翰笙的来信，宋庆龄立即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在沉寂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后收到你的信真让人高兴！我正在怀疑是否出事了。”宋庆龄的地位和身份，很少能结交知友，周围的人都是工作之交，在“文革”动乱大环境下，她更是深居简出，只能靠报刊和书信获取信息和对外交往。宋庆龄晚年书信已陆续出版不少，但据笔者所查阅到的，她给陈翰笙的书信，是谈论时局最多、最为坦诚和开怀的，这些书信的研究价值就在于此。

宋庆龄有许多外国友人，有的是孙中山的故交及其后裔，有的是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而与宋庆龄结下深厚情谊的。他们中不少人，如爱泼斯坦、马海德、路易·艾黎、耿丽淑等长期在中国工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是，“文革”一来，几乎都逃不过厄运，被审查或被关押。宋庆龄对这些朋友是了解也是信赖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她对友人的安全保障无能为力。她的好友爱泼斯坦，早在1938年就追随宋庆龄到“保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中福会和《中国建设》社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与宋庆龄结交达四十多年，他是宋庆龄生前指定的传记作者，但爱泼斯坦夫妇“文革”中受到诬陷，被监禁五年之久，宋庆龄却爱莫能助，只能默默关心着他的命运。1973年4月25日的信中，她写道：“你见过艾培（爱泼斯坦昵称）吗？我听到关于艾培的相互矛盾的消息。梦醒在我离开北京前告诉我说‘他已承认他收受外国特务的巨资为他们做间谍’，但现在他已获释，并且重新回到我们的《中国建设》办公室。”对于爱泼斯坦等友人的遭遇，宋庆龄只能无奈地感叹：“到底是怎么回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除了参加国务活动外，将很大精力放在妇女儿童事业和对外宣传工作上。中福会（全称中国福利会）便是她亲手创办并直接领导的工作平台，中福会下设的《中国建设》（英文版）社、幼儿园、托儿所、儿童艺术剧院、《儿童时代》社、少年宫，还有她用斯大林和平奖金建造的妇幼保健院，这些机构均设在上海，她常往返于京沪两地，她常说，北京后海是她的办公地点，上海则是她的家。可是，“文革”狂飙袭来，她苦心孤诣创建的中福会及下属单位的一些人便起来要与她划清界限，使她十分寒心。

“文革”初，长期在保盟和中福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含冤去世，这件事她一直埋在心底。1977年底，为筹备纪念中福会成立40周年，宋庆龄深有感触地在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令我十分惊愕的是，当我和金仲华试图了解我们的办公室在斗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转而反对我们……使我十分光火。”“我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是松散无序，——比如，逢到某个周年时（如孙中山的周年），他们会给我寄来一封信。除此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汇报和联系！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财产、我母亲的房子等，都献给了中福会，而我得到的回报只有‘资产阶级’的坏名声！”

对周总理怀有深厚感情

作为国家领导人，宋庆龄当然熟悉高层政治生活的一些内幕和规则，因此即使在给挚友的信中，也很少有关领导人的议论。虽然她对“文化大革命”有种种不理解，但总的说来，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她对党的领导人充满了敬意和信赖。这里，有两个事例值得一谈。

1976年1月8日，宋庆龄从广播里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她就端坐着泪水不停地流。“文革”初起，是周恩来，把宋庆龄写在“保护干部名单”的第一位；造反派将在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父母的坟墓掘开曝尸，消息传到北京，宋庆龄悲痛欲绝，周恩来立即下令将墓地修复。如今，周恩来离世，全国人民处于悲痛之中，宋庆龄抱病参加了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和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追悼会，不料，传来上面对她的微词，宋庆龄再也无法承受，在卧室大怒，说：“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回上海养老！”1月27日她就回到上海。宋庆龄平日里温文尔雅，待人平和，这次发怒，迸发的是积压内心已久的对时局不公的愤懑和对周恩来的深情。

“四人帮”粉碎后，宋庆龄有了对周恩来表达感情的机会。1978年4月，宋庆龄得到一座周恩来的雕像，她在信中说：“我觉得这座周总理的半身像做得非常好，这位艺术家捕捉到了他惯常的表情，所以我即将把它连同信一起送给邓颖超大姐。”她对周恩来一直抱着深深的怀念。

写怀念毛泽东的文章

1977年12月，某个单位要求宋庆龄写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她写信给陈翰笙，为怎样写此文章征求他的意见，并简述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说：“我想我可以写一篇短文，谈谈我对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看法。我认为他是我有幸遇到过的最明智的人——他的清晰的思想和教诲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必须忠实遵守。（但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为什么不一举断绝他和江青的关系，以防止她制造麻烦？）”关于这篇文章，宋庆龄在1978年11、12月间的信中还有后续故事，前一封信中说：“你还记得我被要求写一篇关于毛主席的文章吗？他们对我发给他们的文章（一篇简短的评述）不满意，要求我重写！”是哪个单位约请宋庆龄写的文稿，何处不满意，笔者无从查考，也许，有些人无法接受她把毛“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看法。

奇怪的是，在后一封信中，她写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昨天让我吃了一惊。在数月前拒绝了我的《追念毛主席》一文后，昨天下午打电话给我的秘书说，他们现在想要把这篇文章编进他们的回忆录。”这件事，当然也不能归咎于出版社，他们无非秉承了某个长官的旨意。

批评江青，否定“文革”

众所周知，江青在“文革”中做了许多坏事，宋庆龄对此人有敏锐的评论。1974年6月，有一个美国人访问宋庆龄谈及协助其拍摄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可是，“后来我被告知我侵入了主席夫人的禁地！我不该触犯她！！”同年9月，在一次晚宴上，宋庆龄遇见江青，信中说：“江青从天津为她自己定做了100件衣服！她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穿衬衫和裙子，可我认为我们目前的这种服装风格看上去并不舒服。”这是“文革”期间宋庆龄在私人信件中对江青这个“风云人物”直截了当的评论。“四人帮”粉碎后，可以公开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的罪行了，因此，宋庆龄在信中以不屑的口吻称江青是“我们已故主席的那位缺德的老婆”（1977年5月），并说“康生是江青企图夺周总理的权的幕后策划人”（1978年12月）。

有一封信引起笔者的注意，1972年3月24日的信中说：“唐明照三天前来看我，说他将去联合国六个月，担任我们代表团的秘书长。他还告诉我，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们的《中国建设》缺少干部。”我们知道，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动乱”、“浩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在1972年的书信（虽说是私人信件）中竟然使用这样的语句，是令人诧异的。笔者特地查对了原文，宋庆龄使用的是“holocausts”一词，翻译还算贴切。她用这个词描述“文革”，是耐人寻味的，虽则很难认为叙说者当时已经对“文革”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但至少说明他们对“文革”中大批干部受到迫害有很多疑虑和不解。

在公众的印象中，宋庆龄是一个高雅娴静、端庄大方、慈祥仁爱的伟大女性，从这些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也与普通人一样，在挚友面前，她诉说自己被多种伤病折磨的痛楚，诉说自己独处高层而倍觉孤寂的心境，诉说自己对国家动荡的忧虑、烦恼和困惑。信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但宋庆龄首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她关心国内外大事，却只能在给挚友的私人书信中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可以看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她对时局的某些看法不免也有偏颇之处，但晚年宋庆龄书笺中透出的忧伤，却是这位伟人忧国忧民情怀的真实写照。

宋庆龄给陈翰笙的最后一封亲笔信，是1981年3月2日，此时距宋庆龄辞世不满9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