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谍变：中共情报战线大劫难揭秘

原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47年秋，在国共内战的重大转折之际，中共情报战线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毛人凤号称通过这一场谍变搞垮了中共情工的半壁天下……本文摘自《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纪事”，作者董少东，原题为《1947北平谍变：屡建奇功的秘密电台竟是被“飞贼”找到的》。

谍战题材的影视剧近期在荧屏、银幕热映。隐蔽战线，不见战火硝烟，却更是刀光剑影，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系列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

1947年秋，解放战争由守转攻的重大转折之际，中共情报战线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

国民党保密局头子郑介民和毛人凤曾藉“北平谍案”之功，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这次隐蔽战线的重大损失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给我党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中共中央从当年的3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已有半年。胡宗南的部队狼奔豕突，却始终摸不准中共中央的行踪。

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中共中央对胡宗南部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招招占得先机。

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战场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敌我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在这个当口，北平发来的密电送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这封电报出自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动。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

致力于中共隐蔽战线研究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孙果达告诉记者，北平情报小组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成果卓著的地下党组织，情报来源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多次受到中央表扬。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

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斗争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这封密电的发出，却把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牵扯进了还没有任何把握的统战之中。

周恩来是我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敌人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的。”

周恩来要罗青长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万勿轻举妄动，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要做深刻检查。

为严肃纪律，也为安全起见，陈融生被调离北平。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发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出在让周恩来动怒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电台侦测车和“飞贼”

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屡建奇功的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据说是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

此说颇具戏剧性的偶然因素，已不可求证，可能有演绎成分。但是抛开敌方的监听力度不谈，当时北平密台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巨大隐患。

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更为迫切，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余心清是党外进步人士，身为孙连仲“智囊”的他极力想促成孙起义。但彼时，孙连仲的态度究竟如何，我党方面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属兵力不多，华北蒋军的主力部队是隶属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如孙连仲贸然起义，必被第34军所歼。余心清的密电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但余心清出于良好的愿望，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此举造成的反响超过了余心清期冀，美联社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

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尤其是中共情工人员。这一查，推倒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第一张骨牌。

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怠慢，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电检科监听到的那个电台信号，成了突破口。

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

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

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电台究竟在哪一家？保密局颇感棘手。电台侦测车尚不能精确定位到具体院落。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也可能这个院落中有几户人家，而如果明火执仗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孙果达分析，这种办法很可能在先期已经使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电台警觉。

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怎样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查出秘密电台的所在呢？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恶名昭彰的特务头子。经其手，200多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策划、实施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据说毛人凤曾对其言：“你比我还狠！”

谷正文晚年在台湾有口述自传出版。在其中，他详细介绍了“发掘”段云鹏的经过。

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关于其蹿房越脊的偷盗本领有不少传说，一说曾拜“燕子李三”为师，一说其与“燕子李三”不相伯仲。

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之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在其自传中说：“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

段云鹏这个鸡鸣狗盗之徒被保密局招募，摇身一变成了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段云鹏一生恶行累累，除了这次参与破坏中共北平秘密电台，此前的“军调”期间曾密谋刺杀叶剑英，未得逞；此后还刺杀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造成一死五伤。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秘密破坏、刺杀活动，最终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这是后话。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活电台”

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情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经典场景：敌人的枪口对准了地下电台负责人李侠，李侠镇定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面不改色地继续发报，在电波的“嘀嗒”声中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而在孙果达教授眼中，这是为追求戏剧效果而艺术加工的场景，真实的现场不可能是这样：“除非万不得已，敌人绝不会在发报过程中采取抓捕行动，那样即便电报员没有像李侠那样发出最后的告别或示警，突然中断的电报信号也足以使另一方在收报的电台惊觉，那等于是告诉整个地下情报系统，这部电台被破坏了。”

抓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要抓“活电台”。

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

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伙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

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案情迅速扩大。

李政宣被捕后，经特务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2人。

经特务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随即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案情之大超乎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随后自己也飞了过来坐镇指挥。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开始了。

王石坚系统

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二十二名将校级军官被捕。

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而对这些人从事的地下情报工作和刚刚破获的北平秘密电台只字未提。此新闻的发布很可能是在放烟幕弹掩人耳目，敌人要“保护”的还是李政宣的“活电台”。

孙果达教授说，他曾查阅到一篇回忆文章，文中怀疑李政宣早有叛变之心，因此才保留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当时因为电台的信号不稳定，有时会出现中央来电核对电报内容的情况，为此保留电报稿也有可能。但即便有此解释，李政宣保留的大量原始文稿也是严重违反秘密电台工作原则的。更何况，李政宣在当天的突审中就叛变了。

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9月29日，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

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只有5天的时间。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5天，足够敌人发动致命抓捕。

5天，原本也足够隐蔽战线采取补救措施。

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示警。《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中共情报系统并未意识到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以为还在继续收发电报，而且报务员没有换人。

孙果达介绍，电报是通过电流长、短、间隔的不同组合来传递信息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短“点”和长“划”。在普通人听来，这不过是“嘀”和“嗒”的分别，但在报务员手中，每个人发报的手法都不相同，就像字迹一样极易区分。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

至于他们是不是进行了更险恶的活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至少是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

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此后6年，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说功勋卓著，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但是，越是高层次的情工人员，越不应该在敌后发生横向联系。让本身就身处险地的王石坚直接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隐患。

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隐患绽裂开来，将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

陈琏夫妇“意外”被捕

王石坚被抓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直至今日，有关抓捕王石坚的过程仍找不到只言片语的描述。

当时的中共中央虽然很快得知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但也没能料到王石坚情报系统会那么快地被连根拔起。

从西安事变后一直追随在周恩来身边任机要秘书的童小鹏，在自己的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提到：1947年9月23日，中央机关刚刚转移到陕北葭县（现佳县）西南15里的神泉堡，“周恩来得悉在北平和我地下情报系统有工作关系的民主人士余心清等2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情报系统一个地下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测向台发现而被破坏。周恩来立即电告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破坏的扩大和设法营救。

“针对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要侦破我在蒋管区的地下组织和秘密电台，用测向台多方侦测我党中央、各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并妄图破译我核心密码的种种阴谋。周恩来指示，首先是密码的编制、使用、保管的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公开、秘密电台如何避开敌人测向，如何迷惑敌人，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订出一套可行办法来。”

就在此时，又是一篇公开的新闻报道，让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10月3日，合众社报道，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被捕。

合众社报道这篇新闻，根本原因是陈琏的身份——陈布雷的女儿。须知陈布雷号称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军机大臣”，他的女儿、女婿“涉共”被捕，新闻轰动性自不在话下。

让周恩来惊觉事态严重的，也是因为陈琏的身份——中共秘密党员。尤为关键的是，陈琏和袁永熙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学运在北平的负责人。学运本没有和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联系，可他们却因北平秘密电台暴露而被捕，这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发动的抓捕，目标极大。

得知陈琏被捕消息，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直至此时，王石坚被捕事件仍不为中央所知，他叛变所带来的损失也已来不及补救。但不幸中万幸的是，陈琏、袁永熙夫妇被捕实际上纯属意外，没有因此牵扯到学运系统。

被捕时，袁永熙、陈琏刚刚新婚一个多月。他们结婚的时候，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的同事田仲英前来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职业是北平金城银行高级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名片。

就是这张名片，让陈琏、袁永熙受到了北平秘密电台的牵连。

田仲英是王石坚系统北平情报小组成员，与陈琏虽然熟识，双方却互相不知真实身份。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李政宣叛变后，不但供出了田仲英，而且说记得北平地下党有个姓袁的。特务先是逮捕了田仲英，接着从田处找出了袁永熙的名片，随即就将袁永熙、陈琏夫妇逮捕。

但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坚不承认地下党员身份，李政宣亦不能指认，最终因“查无实据”，经蒋介石同意，陈布雷将二人保了出来，“严加管教”。

袁永熙、陈琏夫妇的被捕只是偶然因素被牵连进来，但由于他们夫妇俩的敏感身份，结果在王石坚案件中反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当时即有传闻说北平密台是被保密局从袁永熙、陈琏夫妇家中起获的。后来许多资料也都以讹传讹，混为一谈。

王石坚情报系统遭破坏虽然最终没有影响到其他系统，但亦是中共情报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

损失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事件很快被中共中央掌握，足以令整个中共情报体系引以为戒。

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

同日，周恩来还致电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殊不知，此时的王石坚已经叛变了。

多少头颅多少血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前后不过10余天时间。保密局特务得到的线索，有不少是来自李政宣等人的口供。但是，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石坚彻底叛变了。

2000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位国家安全部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文中谈及王石坚一案。文中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

而王石坚则因其叛变和资深的情报工作经历，被保密局认为大有用处，任命为特情组少将组长。这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注释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王石坚一案牵连甚广，一百多人被捕入狱，很多人的最后结局已经无据可查。可以肯定的是，像陈琏、袁永熙夫妇那样被“误抓”又“查无实据”的是极个别事例，多数人都遭到了严刑审讯。有人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更有人慨然赴死从容就义。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等“北平五烈士”。

谢士炎也是被保密局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组长谷正文抓捕的。在谷正文的回忆录中，对谢士炎有大段记述。令人唏嘘的是，谷正文的回忆录通篇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唯独对谢士炎这个对手，极为恭敬激赏。

谷正文写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南（谢士炎）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北平第一看守所，谷正文审讯谢士炎。两名刑警一前一后地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世南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谷正文问谢士炎，为何以国军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士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由谷正文引述的这段话，道出了谢士炎等人投身革命的崇高信念。

当时我党在敌人内部发展隐蔽战线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打进去”，一是“拉出来”。而五烈士中除了丁行是1927年入党、打入敌人内部的老党员，其余多是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且，他们多数并不是被“拉出来”，而是主动“冲出来”。

五烈士中，谢士炎军衔最高，经历也最为传奇。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谢士炎入党的陈融生曾撰文怀念，详细记述了谢士炎入党的离奇过程。

1946年深秋的一天夜里，谢士炎只身一人来到陈融生的住处。见屋里没有别人，突然掏出手枪逼问陈的真实身份，把地下党员陈融生惊出一身冷汗。而谢士炎此举的目的，竟然是要送出一份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

谢士炎没有任何与党组织联系的办法，军情紧急下出此险招，找到了平日的好友、表现“亲共”的保定绥署外交处副处长陈融生。谢士炎已做好打算，如自己对陈融生判断失误，则二人同归于尽。

谢士炎没有看错陈融生。这份重要情报顺利送了出去。此后，谢士炎就被中共地下组织正式吸收。1947年2月4日，谢士炎在北平军调部，由叶剑英亲自主持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志愿书现存于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

就是这样一批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阵营当中，让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洞若观火，极大地帮助了正面战场的胜利。

而当他们的真实身份暴露，面临的就是比别人更为残酷的结局。

一俟被捕，“五烈士”就已抱定必死之决心，受尽酷刑却没有吐露保密局需要的只言片语。

11月29日，他们被押送南京。1948年10月19日，五人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临刑前，赵良璋将自己的飞行员夹克送给狱友，朱建国也把自己的一件上衣留给狱友，并留下了一封语气轻松的遗书：“二号狱友，即将永别，一件夹克尚好，留给你。我算是从容就义吧……一笑！”

而谢士炎则留下了人生最后也最绚烂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何况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后三杰”安然无恙

王石坚在西安从事地下情报的6年，最核心也最得力的工作，是联系和领导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熊向晖是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他1936年入党，同年受组织委派打入胡宗南部队，是周恩来亲自布下的一颗高明的“闲棋冷子”。此后的工作中，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开始发挥作用。

1943年，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这份作战计划被熊向晖及时送出。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朱德总司令亲自致电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共阴谋暴露，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

1947年3月，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要熊向晖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得以从容地组织撤退。毛泽东因此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也是对西安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申健和陈忠经则是以胡宗南部队军官的身份投身革命的。二人都潜伏在胡宗南的三青团，同样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情报。

按常理，王石坚的被捕和叛变，最直接受到牵连的应该就是这三人。但结果却是三人全部全身而出，并由此得到了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三杰”并称的“后三杰”之名。

“后三杰”何以未受王石坚丝毫牵连？

孙果达告诉记者，首先，王石坚案发时，三人俱已不在国内。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位置。王石坚叛变时，最晚出国的熊向晖也已到达美国一个月。

不过，仅此一点绝不足以让“后三杰”安然无恙。王石坚叛变后还是供述了三人的情况，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甚至可以说是胡宗南迫不得已地“保”下了“后三杰”。

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

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赴西安抓捕、押送王石坚时，时任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恰好也到西安公干。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在其自传《我的特务生涯》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

胡宗南在家中宴请叶翔之和沈醉二人。开宴前，胡宗南拍了拍叶翔之的肩膀，拉他出屋与他单独谈了一会儿。饭后回到住处，沈醉问叶翔之胡宗南与他所谈何事。叶翔之答道：“胡长官说，这次破坏中共西北地区的一些组织，牵涉到了他的几个部下，他怕我们张扬出去，那样不但他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要是让老先生（蒋介石）知道了，也会大发雷霆的。”

沈醉未在书中提及受到牵涉的胡宗南部下的名字，当时他也未准知晓这些人居然是胡宗南极为信任和赏识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

而如果让生性多疑的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得意门生身边居然有中共情报人员潜伏多年，而且深得他的赏识，胡宗南恐怕也交代不过去。

不过，李克农还是给身在美国的熊向晖等三人发去秘密通知，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辗转回到国内。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

而在国民党方面，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诚然，王石坚系统被破坏是中共情报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但若就此能称“半壁天下”，也太小看我党隐蔽战线的规模和成果了。

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

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并列的，就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即便是在王石坚系统的中心西安，还同时活跃着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几支隐蔽力量。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共同努力，转战陕北时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党情报工作的辉煌，没有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每一场战役的胜利背后，都浸透着情报工作者的努力乃至鲜血。他们的名字也许仍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