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将私通地主女儿 徐海东气得吐血

　　张绍东是1938年2月25日在晋东南的皋落镇脱离自己部队的。但是看看他的红色轨迹，很难理解他当时的行为，这方面的历史资料确实不多。

　　其个人简历是这样说的：张绍东，陕西人（一说为湖北红安人），1907年生。

　　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二十五军连长、营长，第75师第224、第223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

　　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第73师师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7团团长。1938年叛变投靠国民党。结局不详。

　　344旅二打平型关后在晋东北连打九仗，后来在河北平山休整。团参谋长兰国清是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家伙，红7军出身，曾任红3军团11团参谋长。张绍东虽然过去不懂，但很快被兰国清拉下水，两人经常在一起发牢骚。而张绍东擅自违背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部队驻地搞起了“打土豪”！而且从中渔利，进而嫖娼，与一个地主的大女儿勾搭成奸。纸里包不住火，旅部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整顿队伍。这时，344旅奉命进入晋东南配合129师抗击敌9路围攻。徐海东和黄克诚率一梯队688、689团进入昔阳附近地区，二梯队687团驻皋落镇西的东治头。25日晚，团长张绍东伙同参谋长兰国清以看地形的名义，带着1、3营部分营连长和部分团机关人员携械走出军营，在半路上，张绍东和盘托出自己的打算，胁迫他们一起叛逃。其中有些人说还是返回部队吧，这样走了不好，可张、兰对他们进行威胁，最后还是大部分人返回来了，只有张绍东、兰国清（当时可能写作蓝国卿）等少数人走了。徐海东得知曾任25军223团长的爱将张绍东叛逃，顿时呕血。3月中旬344旅到达武乡县大有镇后，立即对该团进行整顿。朱德亲临会议，主持检讨教训、肃清影响，并命副团长田守尧接任团长。

　　再看看红25军的光荣历史：

　　红二十五军创建于鄂豫皖苏区，1931年10月成立于安徽金寨麻埠，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1932年秋，主力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

　　1932年11月30日，奉命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一部编成新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政治委员高敬亭。

　　1933年1月，红二十八军并入到红二十五军。1934年，第二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再次并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全军共3000余人。

　　不久，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1934年11月，奉命开始长征，经过湖北北部、河南西部，击破了国军的前堵后追，于12月到达陕西南部。

　　红二十五军传奇

　　1935年7月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挺进甘肃；9月到达陕北苏区，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10月同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会合，11月3日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军部及其所辖第七十三师成立于六安麻埠（现属金寨境内，被响洪甸水库淹没）；1932年5月，苏家埠战役后，红军地方武装被编入红二十五军，成立了第七十四、七十五师，全军3个师1.2万人。

　　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时，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在皖西担负掩护作战任务。10月初，中共皖西北道委以皖西地方武装为主，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又称东路军，全军4500余人。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五军特务营、第七十五师的2个团、第二十七军的4个团、红九军第二十七师的2个团（第七十九团已编入红二十七军），共1万余人。11月底，红二十七军建制被撤销，上述部队被统一编入重建的红二十五军，辖2个师5个团，7000余人。后来，以皖西地方革命武装为主体两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也先后于1933年4月和1934年4月并入红二十五军，同时还有不少皖西军民零星加入红二十五军。

　　1933年5月，国民党军集结10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红二十五军损失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

　　1934年秋，红二十五军一直在皖西地区战斗和休整。9月，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向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传达中央关于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11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在六安、霍山之间活动时，接到郑位三的来信后，离开皖西，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到达河南罗山。11月16日，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花山寨会议决策，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1、长征中唯一增员的部队

　　各支主力红军长征出发时总计有20万余人，尽管途中补充了几万人，但仍然减员较大，到三大主力会师时只有5.3万人，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不足3万人。其中，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7万余人，经湘江一战，损失过半，到翻过雪山之后人数更少。1935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陈昌浩建议，并经中央同意，从红四方面军抽调3个整团共3800人补充给中央红军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张国焘闹分裂后，党中央率第一、三军团改称陕甘支队，继续北上。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边区时只有7000多人，其中约2000人还是从红四方面军补充进来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共有2980余人，长征途中创建了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长征途中各主力红军所建立的唯一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4000余人继续西征北上，到达陕北时还有3400余人，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七十四师也发展到2000多人，两部合计5000多人，比长征出发时的人数多了将近一倍。这些部队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2、长征中装备好，战斗力强的部队

　　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重建后，长期处于10多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和“清剿”之中，在频繁的战斗中锻炼出一套机动灵活的战术和勇勐顽强的战斗作风，以一次次的胜利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长征出发时几乎是清一色的东北军武器装备，每个连有6挺轻机枪，还有崭新的马步枪，以至于在长征途中国民党的一些地方武装、地主围寨的家丁误把红二十五军当成了东北军。红二十五军在多次战斗中以少胜多，有时能成旅成师地消灭敌人。如袁家沟一仗，全歼陕军杨虎城部警备第一旅；劳山战役中歼敌东北军一一〇师师部和两个团4000多人。劳山和榆林桥战斗后，红二十五军几乎每个班都配备了机枪，这在当时红军部队中算是数一数二的。红二十五军北出秦岭、威逼西安，一度攻占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迫使企图拦截中央红军北上的敌于学忠、毛炳文两个军在西进途中行动迟滞，敌胡宗南部也从川甘边调兵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南京政府非常震惊，把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人，标定三人赏金均为25万块大洋。在被称为陕北根据地“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中，由原红二十五军改编的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也是战斗的主力，歼敌2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由于红二十五军战斗力强，从1933年起，东北军先后有10多个师与红二十五军作过战，被消耗很多；红二十五军到鄂豫陕边区时，东北军有8个师、西北军杨虎城有几个旅攻打红二十五军，都大吃苦头。张、杨深知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力，所以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指名要求中共派徐海东率部南下，保卫西安，准备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武装进攻。有趣的是，东北军进攻红军被消耗殆尽的几个师的番号被蒋介石取消，其中一一五师、一二〇师的番号在抗战初期都给了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

　　3、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

　　红二十五军主力于1935年7月16日离开鄂豫陕根据地，艰苦转战2000余公里，于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成为长征中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队伍。9月18日，与陕北红军第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全军团7000余人。红二十五军因军容雄壮，武器好，成为军团的主力，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成为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10月间，又以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迎接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到来，为中央红军能在陕北落脚站稳奠定了基础。

　　9月18日，党中央率第一、三军团北上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县哈达铺镇，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国民党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这为党中央确定陕北为红军长征落脚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据。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会议上宣布成立红军陕甘支队，向陕北挺进。9月27日，党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1月上旬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人困马乏，物资非常困难，毛泽东只好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徐海东不但从十五军团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支持中央红军，还决定从每个连队抽出3挺机枪、及其他枪支、弹药若干；从供给部、卫生部抽出部分好的衣物、布匹、医药用品；集中部分在劳山、榆林桥战役中入伍的红军战士，经过训练后，调配红一军团。此举受到中央领导的称赞，称红十五军团“真是雪中送炭啊！”长征中，红二十五军纪律严明，政策水平高，统战工作做得好。红二十五军在战斗中缴获战利品很多，因为补给充足，在长征途中不需要打土豪、进地主围寨，不实行没收政策，不征粮派款，不用民夫，而且还保护工商业和小商贩，所需粮草一律以通用的银元购买。所经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和沿途地方武装写信，晓以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促其中立，从而减轻了前进道路上的阻力。部队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进入宁夏回族地区后，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还帮助回民劳动，为回民群众治病施药，吸收回民参加红军和革命工作，得到回民的称赞和拥护。后来，当中央红军到达这个地区时，回族群众不仅不害怕，不躲避，反而高高兴兴带上水果、食品，燃放鞭炮，热烈欢迎红军。毛泽东连连夸赞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红二十五军还非常重视敌军士兵工作和统战工作，争取了不少东北军官兵在与红军对阵时对天放枪，或拖枪给红军，甚至参加红军，做红军的宣传员。高福源等被俘的官兵经过教育而被释放后，回到原部队去做争取抗日工作，对后来争取张学良、杨虎城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与红军建立“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及发动西安事变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长征中最年轻的一支红军部队

　　1936年刊登在《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上的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的远征》一文开头就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着名的红二十五军。”的确，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是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的青少年，还有少数八九岁的小娃娃，他们跟着自己的父兄，经历了不平凡的长征历程，在红军长征的“摇篮”里长大成人。如二二三团供给处的熊发龙曾当过六安县乡苏维埃主席，长征出发时把八九岁的儿子装在布袋里背着行军，一直由同志们轮流背到陕北。来自六安县的“红小鬼”明道和，1932年冬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时，在商洛山区生病走不动路，流落到柞水县当了一户农民的“干儿子”，隐姓埋名和一群小娃娃一起放牛。听说红二十五军到了商洛山，明道和就串联了十五六个放牛娃连夜赶了几十里山路，参加了红二十五军。这支“儿童军”年龄虽小，但斗志旺盛，战斗力很强，每次战斗，年龄稍大的指挥员都带头冲锋，军首长更是身先士卒。1934年11月25日，部队在方城县独树镇通过许（昌）南（阳）公路时，遭敌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的伏击，追兵两个旅也从后面围攻上来。当时气候、地形条件极为不利，红军行军队伍拉得太分散，大部分战士的手被冻得拉不开枪栓。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带领指战员冲入敌群，展开白刃格斗。徐海东也率队从后面赶上，浴血奋战，反复拼杀，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长征中，军首长徐海东、程子华都负过重伤，军政委吴焕先在泾川战斗中英勇牺牲。这些年轻的红军指战员，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披荆斩棘，英勇奋战，赴汤蹈火，一往无前，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催人泪下的青春凯歌！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十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先期到达陕北，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毛泽东主席曾多次称赞过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人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既是对徐海东个人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勇做先锋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