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把丢失大陆责任推卸给了谁？

　　比方他在日记中，竟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斯大林、马歇尔、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而未见只言片语对自己领导风格的缺点、国民党当局政经决策的诸多失措进行反省。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丰，原题：《极度自我迷信的蒋介石：将所有失败的责任推卸给别人》

　　内战，从历史进程而论，从国民党的立场观之，它是“五次围剿”的后续篇章。而从共产党的角度观之，则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延长，所不同者，“长征”是“你打我跑”，打的是一场极端不利的内线作战。而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战场形势从内线作战逐步演变成了外线作战，“你打我跑”的情势也慢慢主客易位，变成了“我打你跑”，共产党打，国民党跑。

　　从国家朝代更替的角度论之，内战，是国民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一场逐鹿中原之战。就因为它是逐鹿之战，所以也直接间接成为蒋介石下野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从黄埔建军、北伐、中原大战、江西至陕北剿共，以迄抗战，凡三十年间，无日不在用兵，无日不有胜负，战场上不管是怎么赢的，蒋介石终归还能撑持到最后。只是，内战战局无论是战略形势或是战术格局，均大异于“五次围剿”时期，内战战况不仅首鼠两端，狼狈不堪，更让蒋介石痛觉惨败与羞愤。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总结一九四八年的内战形势，作了以下之检讨：

　　先是上年十月间东北战局失利，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林彪股×大举入关，平津形势危急。而在鲁苏两省境内之陈毅股×，则于上年九月下旬攻陷济南，略加整补后，复倾巢南侵;与豫东之刘伯承股×遥相呼应，分途进犯徐州。迨碾庄一役，我第七兵团黄百韬司令官壮烈殉职，其所部亦牺牲殆尽，旋宿县失守，津浦铁路南段为×军切断，徐州陷于孤立，我军以处于内线作战不利，乃于十一月杪，主动撤离徐州，由徐州剿×总司令部杜聿明副总司令率领第二兵团(邱清泉)第十三兵团(李弥)第十六兵团(孙元良)及各机关团体，向徐州西南转进，以期由永城地区南下，与蚌埠等地之我军会合，协力堵击共×，但我军撤出徐州后，前进途中，迭遭×军以人海战术猛袭，并依据各村庄与道路要点构筑工事顽抗，更在我军防地以外挖深沟数道，重重包围于萧县永城间地区。我军补给中断，粮弹缺乏，所有接济，全赖空投。又值严冬季节，连日雨雪，空投无法实施，官兵饥疲已极，除孙元良兵团已先行突围，仅司令官及少数随从人员得以脱险外，其余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现尚困守于陈官庄、青龙集等地。而由阜阳东进增援之我第十二兵团(黄维)则在双堆集附近，遭遇×军围攻，自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与× 军激战二十余日，卒以牺牲重大，弹尽粮绝，而于十五日夜实施突围，除胡琏副司令及一部分官兵得脱险归来外，其余均下落不明。我军既迭受严重之挫折，一时人心恐慌，京沪震动。

　　然而，京沪地区与住在南京黄埔路官邸的蒋介石，真正感觉到“震动”，是接连两场大战役的溃败。在一九四九年元旦过后一周，根据国民党当局的战史记载，一月七日，天津外围共军开始全面进攻，与国民党第六十二军、第八十六军等部展开激烈战斗，共军以人海战术冲进天津市区，双方进行巷战，到一月十五日，天津沦陷。……林彪主力陷天津后，复攻向北平，此时，聂荣臻主力亦由张垣东进，并不断向北平城内炮击，迫胁北平。

　　在另一条火线，令蒋介石焦头烂额的徐州战局，情况发展闻之更如刀割。国民党军的战报记载，“徐州剿×总部……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我第二兵团向南出击，稍有进展。惟十九日后，即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无法实施。虽至民国三十八年元月五日无甚大战斗;但官兵饥寒交迫，已极困顿。六日×复全力再兴攻势，并施放毒气，迄十一日邱司令官等以下官兵大部壮烈殉国，残部突围。”徐蚌会战(按：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至此结束。

　　蒋介石在总结一九四八年战局时，简述了徐蚌会战当中共军的战术运用，他说：“……我军撤出徐州后，前进途中，迭遭×军以人海战术猛袭，并依据各村庄与道路要点构筑工事顽抗，更在我军防地以外挖深沟数道，重重包围于萧县永城间地区。”然而，根据国民党的战报，则详述了共军在徐蚌会战中神乎其技的战术运用，共军运用的这套战术，把国民党军“死锁”在重重包围圈当中，导致国民党军在徐蚌会战中几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国民党方面的战报详述了徐蚌会战中，被共军包围战斗的惨状：

　　× 于包围作战中，利用星罗棋布之村落地带，作纵深约五公里以上之配置;依村庄大小，以最小限兵力占领。掘壕通至村外，使甲村与乙村构成交叉点;虽飞机轰炸，战车冲击，炮兵射击，均不易奏效。必须以步兵逐村强攻，每占一村，伤亡不少。故一个部队每连续攻克一至二村，几已无力再战。反之，×前线失去一村，阵后即再占一村，始终保有原来之纵深，而无法突破。终致弹尽粮绝，覆没于×人海战术中，此种教训，殊堪记取。……

　　除了共军的战术优势，使国民党军丧失戎机、困坐愁城以外，国民党战史中，亦针对国民党军本身的重要致命疏误，以曲笔手法，作了若干检讨。官方战史指出导致国民党军在徐蚌会战中覆灭的原因，主要有这些：

　　一、东海部队撤退过迟，以致第七兵团因须掩护其转进，而遭×攻击，影响我战局非浅。二、会战进行中，我各强大兵团，均因时间、空间上之关系，未能收到切实配合协同作战之效，故终遭×各个击破。三、第七十七、第五十九军叛变，先期开放台儿庄、韩庄间运河防线，使×长驱南下，威胁徐州，切断第七兵团后方联络线，迨该兵团奉命由新安镇向西转进时，复受运河之阻，事先未能架设浮桥，以致大军猬集铁桥附近，加以难民拥塞不前，一旦遭×袭击，遂呈混乱。四、黄、杜两兵团之行动迟缓，致先后陷于×军围点打援之惯技。五、各部指挥之职责不专，各级之牵制过甚，不能适应战机。六、防谍保密之欠周。七、恶劣天候之影响，皆为覆败之主因。……

　　蒋介石视徐蚌会战为其个人与“党国”最后成败之所系，这场战争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打到一九四九年的元月十一日，为时六十五天。国民党军的战史中述明双方战损数字时，称：“是役，×军伤亡四十六万二千余人，我军伤亡失踪三十万零四千零七十员。此次徐蚌会战，×军动员作战兵力约八十余万，我军兵力四十五万。”这项战损数字，显与中共方面提供之数字大相径庭。现今，大陆方面一般的说法，国民党军参战兵力为八十万人，共军参战部队人数为六十万人，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有五十五万五千余人被消灭。

　　遭此重大挫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竟称“但以当时实际情形言之，我政府尚保有长江以南及整个西北与华东华北之大部地区，更有陆海空军之强大实力，足资坚守。”并在一月二十日，蚌埠失守之次日，“召见军政长官，面加督责，盖以彼等工作不力也。”

　　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蒋介石下野，他在下野前一刻，招来国防部长徐永昌，令其携手书，到北平晤见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李文，信中称： “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动，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然而，对蒋介石而言，确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徐蚌会战惨败，南线战场国民党军精锐尽失，而由徐永昌急飞北平交给傅作义的亲笔信函，墨迹未干，北平又传来令蒋介石错愕的消息。

　　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的文书侍从，在这一天的工作记事中写下：

　　是日，傅逆作义扬言，“北平局部和平”，并与共×成立休战条件，按傅逆作义与共×成立之所谓“休战条件”十三项，其内容大略如下：“自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允许共×派员在城内成立双方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所有我方军队除留少数维持秩序者外，皆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郊外，于到达驻地一个月后，开始实行整编。”此实无异将北平地方及所有驻平之我方军队，完全交与共×，任其宰割矣。

　　事后，国民党军的战史记录，则称“……地方民众为避免牺牲，保全古迹文物，要求和平停战，守将傅作义亦意志动摇，期与×谋局部和平，终于元月二十三日，相约退出北平，迄二月二十一日，即全部分化解编。”

　　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结束，迫使蒋介石必须暂时走下权力舞台，退居幕后。唯一可惜的是，蒋介石似乎不能从战场上一连串的失利惨败中汲取教训，深自悔惕，反而在其日记中频见各种遁词。比方他在日记中，竟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斯大林、马歇尔、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而未见只言片语对自己领导风格的缺点、国民党当局政经决策的诸多失措进行反省。他说：“此次革命剿×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而乃失败于俄史(史大林，即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实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盖以马歇尔误听俄共之宣传与英国之中伤，对于其本国之利害与中国之存亡，以及太平洋之安危与全世界人类之祸福，皆置而不问，而唯以个人一时之爱恶，专泄其私愤，今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悲剧，已不能免，马歇尔实应负其全责也。”

　　对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纷纷变节投降，蒋介石似乎亦不能痛彻反省，何以部属志节不坚?何以高级将领不服从指挥?何以大部队纷纷叛变投敌?蒋介石不论究其关键因素何在，反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之投×又使我多得一经验，即凡已投降一次者，而其将来对其他敌人亦无不可以投降，凡已叛变一次者，而其将来亦必有二次三次乃至无数次之叛变。为文武干部者，能不慎始自爱，时加戒惧乎哉!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将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乃至无所不为矣。”蒋介石所谓“已投降一次……将来亦必有二次三次乃至无数次之叛变”的论调，日后更无限上纲，成为台湾时期蒋氏父子冷落降将、甚至排拒降将不准其入境台湾的理论依据。蒋介石不以能力拔擢人才，纯以主观思维判夺忠奸，引为任用官吏之准据，难怪有蒋氏“宁用奴才不用人才”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