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参记者首曝朱镕基上台幕后细节

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图源：AFP/VCG）

一向以写内参闻名的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凌志军，2011年出版了《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在书中，一向以敢写高层政治人物内幕的凌志军，首次披露了朱镕基许多不为人知的政坛秘闻。事实上，尽管朱镕基已经远离公众视野多年，但关于这位前总理的话题，却一直是民间热议的焦点。本文选自《1990～2002年中国实录》，作者凌志军。

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镕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

在朱镕基成为总理之前的十几个月里，中国经济虽然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暗礁，却还没有迎来朝霞满天，更说不上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了。

1997年春天，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得意之情就像一个驾驶着毛病百出的飞机摇摇摆摆回到地面的机长。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

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

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也不像周围的国家那样焦头烂额，不过，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又增加了。

这正是让朱镕基头疼的事情。商品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工厂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没有办法给工人发工资，也没有办法归还银行的贷款。这不正是在中国周围转来转去的“金融风暴”时刻窥伺的机会吗？

他已下定决心阻止这场风暴登陆中国。

由于朱镕基让中国成功地“软着陆”，国内舆论已经产生对他的依赖，他能理解这个局面。同样能够理解的是，如果他现在不能够阻止“金融风暴”的登陆，人们还是会认为他的新政失败了。

到亚洲金融风暴发生9个月后，也即他就任总理的这个月里，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1998年3月5日，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踌躇满志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人心知肚明，朱镕基就要取代李鹏成为总理了。

正式的选举还要等两个星期以后，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金融风暴”的团团包围之中，人们都觉得只有这个人可以依赖，甚至连那些对他持有最尖锐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再置喙。

危机中需要强者，如同乱世出英雄。

就像一叶深陷在狂涛巨浪中的小船，那些惊慌失措的船员都知道，只有强有力的人才能带领他们逃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逼近的确是帮了朱镕基的忙。这个人根本用不着收买人心，已是人心所向。

“本以为他得罪很多人，得票不会高的”

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是在3月17日。他得到了2890张选票（只有29个人反对他，另外有31个人弃权）和连续三次掌声。

人民大会堂里的掌声雷动，乃是会议必有的情节，通常只有热烈气氛而不能引起人们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台上和台下的一种默契。

但是这一回显然不同。投票程序尚未开始，2000多位代表只听到江泽民主席提名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当即鼓起掌来。等到大会主持者胡锦涛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会场上再次爆出掌声。然后，上午10：40，高音喇叭里面响起一个声音：“朱镕基被批准为国务院总理”，掌声第三次响起。

此后好几天，这三次掌声成了国内外报刊津津乐道的话题，记者们对掌声持续时间的描述也是长短不等——从“三十秒”到“数分钟”，总之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是“经久不息”，就像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未肯止息，以至胡锦涛几次想要继续下面的程序又被掌声打断。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掌声完全发自代表内心，而非事先的安排。

朱镕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他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掌声尽快停下来。但是，代表们执拗地不肯停。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朱镕基的回应。在中国人眼里，党的领袖人物在这局面中的标准风范，应该是昂首挺胸，高瞻远瞩，挥动巨手，既有力又和缓。可是一个两鬓苍苍的官员这时候说：“他可千万别做出那种领袖样子，要不可就糟了。”正说着，就见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微微地躬身前倾，向全场致谢。还好，这人还是一副凡人姿态，没有伟人风范。

掌声依然不息。在会议大厅二楼的记者席上，媒体记者和工作人员纷纷起立鼓掌。

“真是想不到。”一个名叫钟闻一的香港记者说，“我本来以为他得罪了很多人，得票不会高的。”一个自称连续十年采访人代会的记者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另外一个更老资格的记者说：“我看到过，那是在周恩来时代。”

假如记者们有机会评选十年以来人代会上最热烈的场面，那么无疑就是此刻，可惜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写消息，却为找不到朱镕基的“镕”字而发愁。

这是那个中午中国人最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字，可是所有计算机汉字处理程序当中都没有。《说文解字》说它的意思是“冶器法也”。《辞海》说它是铸器的模型。《现代汉语词典》把它作为“熔”的异体字，放在一个小小的括号里。就从这一天起，“镕”字人人皆知，这与这个字本身的释义无关，而和这个人有关。有些人还要在这中间寻找“冥冥之中的天意”，说他的名字就表明他是上天派来治国安邦的。

“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

大会闭幕这天，北京天气骤冷，白天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地面上覆盖着薄冰。上午11：00，李鹏的车子开走了，朱镕基留下来，举行了他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朱镕基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满面春风，后面跟着他的四个副总理。几百个记者用目光迎接这个人的到来，没有期待中的掌声。他们在等着他发表就职演说，就像江泽民和李鹏在几个小时前做过的那样。

他没有发表就职演说，不过，一开始讲话就很精彩。他似乎懂得吸引公众的奥妙不在于说些没有错误又没有用处的大话，而在于真情、机敏、幽默，有个性，以及不失时机地造成某种戏剧化的效果。

他说他很喜欢看“凤凰卫视”的节目，后来这家电视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吴小莉，果然有机会站起来提问，请他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这让在场的记者都为之一振。

就像他迄今为止生命中的许多篇章一样，这次演说也具有悲剧气氛。不过，人们总是被悲剧感动，喜欢为悲剧鼓掌，当他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记者席上掌声响起，连外国记者也在鼓掌叫好。

他还说了一些一针见血、纯粹朱镕基味道的话。“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他把手一挥：“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

他说完了，向记者摆摆手，转身走了。记者用掌声送他出去。在这种场合，他们通常是不鼓掌的。他们把这看作一种工作会议，担心鼓掌会影响了自己的客观公正。可是新总理的魅力把这些苛刻的善于挑剔的人都吸引了。

这倒不是他特别棒，而是由于共产党的官员中如此富有个性的人实在太少。电视上把这个人的音容笑貌直播出去，老百姓看了也不禁神往。他们编了一个新歌谣，到处说：“镕基！镕基！镕旧基，铸新基。”

这一天，香港股市上涨323点。

《人民日报》连续两天都是彩印，上面刊登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的照片。三个人微笑握手，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这是向世人昭告，至少未来五年，中国是一个“三驾马车”的局面。

“叫我什么东西，我都不高兴！”

一篇文章说，“它被任命为中国总理，应是中国之福”。

一个名叫关愚谦的作家，想起七年前朱镕基访问德国时的一次演说，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一位后人当场感叹：“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

七年以后，另一个德国人，德国《商报》驻北京的记者赛德力兹，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承认，“朱镕基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有着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的气质”，“谁见到他，都会受他感染”。

美国副财政部长萨默斯见了他一面，就说他的“智商系数高达二百以上”。

还有一篇文章干脆说，“这个人怎么不早些当中国总理？”

毫无疑问，西方人喜欢随和、幽默、机智和具有开放态度的政治家。但是朱镕基最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当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出现使得所有人都对中国的未来放下心来。有如《汉堡日报》所说：“一个卓越的总理将领导庞然大国前进。”

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失业、不安全感和群众的不满、亚洲经济危机等等，给中国带来不少困难，“朱是唯一可以把中国如此混乱的经济理顺的中国人。朱镕基本人的标志，就是‘现代化的中国’”。美国有个爱德华集团，是个很大的金融财团，它的金融专家预测：“朱镕基的成就，将使他成为伟人。”

中国这边，还没有人把他叫“伟人”。不过，此公已有很多绰号：“铁腕总理”、“朱老板”、“铁血宰相”，这些还都算是客气的。《汉堡日报》的大字标题直接把他称做“DerBoss”，这在德文中的意思类似于北京话的“头儿”，叫西方人说出来，就有很亲切的意味。

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无保留地赞扬朱镕基的成就、思想和品格。

如前所述，过去几年他所持有的经济主张，已经多次被人指责为“私有化潜行”，后来则更进一步把他叫做“经济沙皇”，或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他是尝到过做“右派”的滋味的，所以心里明白，这样的用语意味着他在那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敌人。有如1960年代把刘少奇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1970年代把邓小平叫做“邓纳吉”。

这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应。

“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他阴沉着脸对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说，这是那一天他唯一有些失态的时刻。

最大的“地雷阵”是官员队伍

1998年3月11日，朱镕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参加湖南代表团的讨论，看到拥有官员身份的代表依次发言，就知道都是事先的排定，于是询问有没有农民在场。

的确有个农民代表，但被排在最后，会议主持者还告诉他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要说了。可是现在朱镕基打断那些官员的话，把这位农民叫到前边。

“这里都是干部，我听不到普通代表的意见，”朱镕基对那农民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怎样？”

那农民果然直截了当：“收费的太多，还有警察，收钱的事就干，不收钱的事就不管。”

朱镕基听了大为恼火：“农民的负担太重，还要乱收费，你们于心何忍呀！”

但是除了向属下官员呼吁恳求动之以情，他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直到五年以后本届任期将满之时，他仍然认为“农民负担太重”是他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痛感无能为力。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官员集团的道德戒律和良心发现，根本无法解决制度的弊端。

这一年，朱镕基遇到的情形也挺怪。接任总理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能力，有个性，胸怀大志，不肯随波逐流，在全国人大代表中间又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此后要做什么，应该比他当副总理的那些年更加得心应手。

可是不然。朱镕基当时以为，只要他的政策符合民心，也就当然地能够获得干部的支持。以他多年所接受的党的教育来衡量，这种判断理所当然，他要求属下官员把“讲真话”作为守则，还对几百个记者表示他是不会惧怕前边的“地雷阵”的。

可是朱镕基却没有想到，他面前的最大的“地雷阵”不是别的，正是官员队伍。

朱镕基是中南海里最尖锐地斥责官员腐败无能的人。他们中正在弥漫“报喜不报忧”的风气，整天歌舞升平，不知危险正在降临头上。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极大困难。“今年外贸出口增幅要下降十几个百分点，使国民收入下降两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下降，使国民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朱镕基这样警告他们。可是这些官员根本不愿理解其中含义。

朱镕基的话并不比江泽民说得更加严厉，可是他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却又截然不同，语气尖刻，毫不留情，没有余地，这让官员们难以接受。当他指责那些地方官员是“把杭州作汴州”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本来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

“你们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这位总理低估了这个圈子对于人的销蚀和同化的力量。

他说新疆那边的棉花全都积压，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废品，而山东却在走私棉花。于是他跑到山东的官员中去，说他希望山东能够“大踏步地后退”，去购买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看到山东人不理他，又连连感叹“管不了啊”。

他又要求湖南的一群官员不要在农民身上增加苛捐杂税，甚至用哀求的口吻说：“你们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

举出这样一些小事就可以明白，朱镕基对面前这个庞大官员队伍的某些风气既愤怒又无奈。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

朱镕基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

他把国务院的60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300个部长和副部长、1900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3万工作人员减少17000人。

部长们心中忐忑，问朱镕基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

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胡启立——此人在1980年代是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对朱镕基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了。

这让朱镕基这位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