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去世前与秘书谈话令人落泪

       周恩来逝世前八天，他把几个秘书都叫到床前，当时他已非常虚弱，他对秘书们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们都来了？向家里人问好。我累了。”说完又陷入了昏迷。“我在总理身边工作了八年，哪怕是连续工作二十个、三十个小时，都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累，但周总理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个字，却是‘累’。”每每谈及此，他的秘书纪东都哽咽落泪。本文摘自《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政事儿”，作者许腾飞，原题为《周恩来秘书纪东说出来的那些“秘密”》。

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

       3月17日，广东文理职业学院举办的一场讲座引发关注。

       周恩来总理生前秘书纪东少将，为该院师生作了《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八年的感悟》专题报告会，以其对周总理的了解和亲身体会，讲述周总理不平凡的一生。

       据公开资料，纪东1943年11月出生于河南商丘，1961年从西安应征入伍，成为建国后中央警卫团首次面向全国招收的警卫人员之一。他先后任中央警卫团战士、班长、区队长、指导员，并多次立功受奖。1968年8月起，时年25岁的纪东来到周恩来身边担任秘书，主要负责党、政、军、群等方面的工作，直至1976年周总理逝世。

       1968年纪东接受中央警卫团指派到周恩来身边当秘书时，正是文革之时。此后八年间，他几乎亲历了文革后期的所有重大事件，也目睹了周恩来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最后时光。

       2007年和2012年，纪东将他的秘书经历撰写成回忆录《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和《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并出版。

       作报告、接受采访、出版回忆录时，纪东讲述了许多周恩来不为人知的故事。他曾多次表示，周恩来的苦和难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累、气、忧、愤。

       担任周恩来秘书8年

       2014年4月，纪东在《天津日报》发表《陪伴周总理的八年是我毕生的财富》一文，回忆其担任周恩来秘书的日子。

       1961年，18岁的纪东初中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番号为“3747”，后来调整为“8341”，也即中央警卫团。

       据纪东回忆，他能担任周恩来秘书，得益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1968年7月，纪东参加部队组织的指导员学习班。一天，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到学习班听取小组发言。

       纪东的发言简明扼要，自然连贯，仅仅五分钟。这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个月后，纪东奉命“到杨政委家谈话”，杨政委问他：“周总理那里需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做秘书工作，你愿不愿意去？”

       纪东回答：“报告首长，我愿意！”

       杨政委特意叮嘱：“对邓大姐就叫‘大姐’，对周总理就称‘总理’，千万不要称‘首长’，不要说‘请指示’，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请教。”

       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纪东从整理电报开始，逐渐掌握了总理秘书接打电话、收发文件、文电送阅、会议通知、整理电话记录等基础工作。因工作太忙，直到1964年4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才和纪东有了一次正式谈话：“我这里的工作情况，你基本上都知道了，对你来说，工作岗位变了，接触的事情多了，我只提一条要求，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谈话了，从现在开始正式值班。”

       就这样，纪东开始担任周恩来的秘书，直至周恩来逝世。他也是周恩来的最后一任秘书。这8年，因周恩来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及其职位特殊性，纪东把这8年称为是周恩来最累、最难的8年。

       见证诸多大事件

       8年里，纪东亲历了粉碎“四人帮”等诸多大事件，也见证了周恩来在“四人帮”事件中的愤怒。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记叙了周恩来唯一的一次“国骂”。

       “九·一三”事件爆发一年多后，在批判林彪集团的过程中，周恩来支持一个看法，认为林彪是“极左”。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纪东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周恩来在拿起一个文件特别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一句话，‘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看到总理双眉紧锁，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书中写道。

       据纪东回忆，周恩来的那声“国骂”，是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几年里听到的唯一一次。

       在另一次会议上，“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了围攻。在这个会上，周恩来问人家要了一支烟。

       “我们知道他从不抽烟，但是他当时要了一支烟，拿在手里，最后把它揉得粉碎。”

       1970年夏的一个下午，纪东在整理周恩来的办公桌时，无意间看到一张白纸上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西厢记）》：“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缓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纪东曾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解读：“总理是在无奈之下写的。二八月是最难做的，因为二月八月乱穿衣啊，冷不定，热不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天气变化无常，因为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时候。总理写出这几句诗来，可能就是一种发泄，发泄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但是写完也就完了，他还得照样地去工作，去忘我，去为大局着想。”

       在纪东的记忆中，周恩来不仅与“四人帮”进行斗争，还尽力保护和鼓励其他领导干部。

       他回忆，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来到总理办公室，说江青无中生有，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想辞职不干了。总理听了笑着说，“耿飚同志，我跟你说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想赶走你，不论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想整你，不论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不要自杀）。”

       耿飚听了这三句话豁然开朗，拿起辞职文件报告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作为照顾周恩来生活起居的秘书，纪东也见证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诸多感人瞬间。

       1969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总理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因越美战争，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安全十分担心。

       据纪东书中记录，周恩来从越南返程回家时，“一进门，邓大姐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

       “总理‘哈哈’地笑着，他把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总理深深地在大姐的脸上吻了一下。”

       众所周知，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但纪东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周恩来有过两个孩子。

       “在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会上，总理突然和在场的几位领导说，其实他也是有过两个孩子的”。

       “第一个孩子因为邓颖超同志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工作拿掉了。”纪东说，“第二个孩子还在邓颖超同志肚子里的时候，正好赶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总理和很多共产党员被通缉，当时邓颖超同志躲在一家医院里，刚好面临生产，但因为孩子太大，有九斤多，不好生，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孩子头出不来，医生就拿钳子夹，后来孩子头部受伤，很快就夭折了。”

       “当时周总理说的时候眼含泪花，我们听着，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纪东说。

       “最难忘的是周总理和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2015年8月4日，纪东在毛主席纪念堂讲述《我党优良作风的楷模》特别党团课中曾透露，76岁病魔缠身的周恩来，一天内曾连续工作23个小时。

       提起八年中最难忘的记忆，纪东说，“肯定是周总理和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1975年9月下旬开始，周恩来病情加重，再也没能离开病床。

       他回忆，周总理逝世前八天，他把钱嘉东、赵茂峰等几个秘书都叫到床前，当时周总理已经非常虚弱，但他还是从被子里伸出了右手，以示平等，然后和秘书们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们都来了？向家里人问好。我累了。”说完又陷入了昏迷。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了八年，哪怕是连续工作二十个、三十个小时，都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累，但周总理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个字，却是‘累’。”每每谈及此，纪东都哽咽落泪。

       周恩来逝世后，纪东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在秘书局担任信息处长。时隔八年后，他于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1987年调任武警司令部任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1994年，51岁的纪东开始教育生涯，转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同年被授予少将警衔。

       2002年退伍后，纪东开始从事与周恩来生平的历史研究工作，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

       纪东说，“周恩来从来就是把家和国联系在一起，把优良的家风用于党风建设，用于治国理政，以清正家风带动政风、浸润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