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知多少——反右六十周年研究

　　1957年開始的，以毛澤東為統帥、以鄧小平為副帥、以彭真為前線總指揮的反右派運動到底打了多少右派分子？

　　就是在“民主科學”發源地的北京大學對本校右派也沒有準確的數字，有說716個的，有說八百多的，另外據1979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劃了715名右派分子，還有842人受到各種處分。（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其中有七個被槍斃的——林昭、任大熊、顧文選、沉元、張錫錕、吳思慧。也是王友琴查出來的。（王友琴《第七個死刑的北大學生右派吳思慧》）

　　當年打了多少右派分子？

　　六十年了，這個數字仍然被保密，有保密的必要嗎？當然沒有，只是有關官員昏聵顢頇，明明有《保密法》，卻不敢執行，寧願行屍走肉。所以各省市縣地方志混亂不堪——有的乾脆不提反右運動，有的不報數字，有的數字被縮小，有的品種沒有寫全，有的不提受難者姓名。總之，繼續隱瞞，繼續愚弄老百姓。

　　山西省——1957年全省總人口數為1,971萬多人；右派分子打了10,241人，1958年以後，在右派補課、拔白旗插紅旗、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等運動中，又批判和處理了295,791人。受害人數達到總人口的1.55%，按全國人口6.47億計，受害人數超過一千萬。

　　湖南省衡陽市——1957年只有255,822人（湖南省人口普查辦公室、湖南省統計局人口處編《湖南省人口統計資料1949—1991》，1992），“挖出右派集團118個，劃右派分子3,854人(其中中共黨員187人)”（《衡陽市志》），占全市人口1.5%，比例與山西省差不多；山西省、湖南省還不是最左的。

　　安徽省——把包括中共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中共省委委員、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楊效椿，中共省委委員、副檢察長李銳等在內的31,472人打成右派分子，另外還打了7,500人反社會主義分子。（樂亭文化研究會）是反右派運動的重災區；這裡沒有中右、疑似右派的數字，已經占人口比例的0.117%。（1957年安徽省人口33,370,244人。）

　　該省阜陽地區及各縣市共劃右派分子6,180人，四種人(中右、疑似右派、右傾、反社會主義分子)2,524人。因右派問題株連的5,585人。以該地區人口705.5萬計，僅僅右派分子和四種人，就占人口0.203%。

　　五河縣，人口41.456萬；404人定為右派分子，329人被劃為右傾、中右、疑似右派和反社會主義分子。比例是0.177%。

　　這樣全國就可能有75.6到131.3萬的右派和各種分子。

　　四川省——阿壩縣，人口只有3,691人，也打了25個右派分子，11個極右派分子，占人口0.975%，按此比例，全國就可能有631萬受難者。

　　崇慶縣，人口446萬多，打了160個右派分子；在農民和基層幹部中打了1,667個“反社會主義分子”，受害人口達0.41%。按此比例，全中國就有246萬受害者。

　　四川在反右派運動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得相當左，許多未成年中學生因為同情右派，說了些真話，或者因為家庭出身成份，就遭到整肅。王建軍主編的《五八劫》（2010年內部自印）及其續編，就通過第一手材料，說四川一萬名學生就有3,200名學生被打成“三、四類”學生。這兩類學生，無論成績多好，都被剝奪上大學的權利、有的送去農場勞改，與右派分子享受同樣待遇。這就是反右運動及後續所搞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人的摧殘。

　　雲南省普洱縣——5.5萬人，卻有226人被打成右派等各種分子，比例也是0.41%。

　　河南省——包括中共省委書記潘復生、中共省委書記處書記楊珏、中共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等被打成的“右傾反黨集團”頭子、右派分子在內，該省僅僅右派分子就有9萬人（郭維敬編：《共和國早期的故事》），占河南省人口總數4,840萬的接近0.2%。

　　遂平縣，38.2萬多人口中，劃了562個右派分子，501個中右分子，占總人口的0.278%，以此推算，全國的右派、中右會有180萬。

　　黑龍江省嘉蔭縣——全縣6千餘人，打了15個右派分子。占人口總數的0.25%，照此比例，全國就有右派分子162萬。

　　河北省豐南縣——人口32.6萬，打右派分子792人，占全縣人口0.24%。那麽，全國的右派分子有可能是156萬多。

　　甘肅省禮縣——人口29.2萬，打右派分子110人，戴其他分子帽子的有478人，比例是0.2%，按此全國右派分子和戴其他分子帽子的有130萬。

　　現在流行的一個說法是552,973人或者簡稱“55萬”說，這數目只是中共當局在1978年所“糾正”的、由薄一波在《若乾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中公布的數目——552,877人和不予改正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96人的和，即552,877＋96＝552,973。

　　實際上，不予糾正的絕不只96人，例如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當時宣布不予糾正、平反的就有21名：馮元春、謝文量（成都市）；曾清涇、蒲世光、左甘仁、劉治良、曾慶有、李負、陳朝中、周季蓀、丁六陽（重慶市）；朱蘇、楊正文、（瀘州市）；劉國佐、王廷方（內江市）、羅伯勳（樂山市）、劉元芳、文義蘊（涪陵地區）；李文統（雅安地區）；張志成、張麟儀（省級單位）等。（《四川省原劃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單》，冉雲飛：《右派資料知見錄》）

　　1978年後，各地仍然在繼續糾正，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由於種種原因（死亡、失去聯絡、檔案被丟失、檔案被銷毀，甚至因為非法無序操作而完全沒有檔案等等）並沒有被統計在內。

　　顧延齡，男，江蘇南通市人，1957年畢業於杭州大學數學系，畢業時沒有右派言論卻被當作學生右派下放到浙江嵊縣中學任教；雖然檔案里沒有戴帽公文，1962年仍然被“摘帽”，1979年仍然被“改正”。

　　梁麗英，浙江省嵊州崇仁中學老師，檔案中有右派材料，可單位不把她當右派分子。1979年，收到改正文件時，才知道自己是右派分子。（顧延齡：《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梁麗英老師是目前為止，我所發現的唯一的最幸運右派分子。

　　如甘肅省敦煌研究院，當年叫敦煌研究所，該研究所畫家畢可是資格非常老的“老革命”，他因為對所長常書鴻夫婦不尊重或者“看不起”，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夾邊溝農場裡被折磨死了。多少年後發現，畢可的檔案還在研究所文件櫃裡睡大覺，原來畢可被定為右派的申報，上級沒有批淮，把檔案退回來，但是畢可已經死了，所以這個檔案就一直睡在常書鴻文件櫃裡。這個畢可在不在這55萬裡面呢？全中國到底還有多少這樣的畢可呢？

　　還有在被非法地送去“勞動教養”、“勞動改造”的囚徒中，由於超強度的苦役、寒冷、飢餓、打罵、鬥爭等等虐待，發生過大面積的死亡。這中間有許多人是沒有家人親屬的，沒有人來替他們申冤的，他們的名字，只有永遠被淹沒了。

　　丁抒先生在《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開放雜誌社）估計右派分子和各種分子數目在120萬以上；他找了200個縣做樣板，從中測算出來。

　　而香港《爭鳴》雜誌“解密的中共中央檔案”透露，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分子，郭道暉先生在《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引用。文章在《炎黃春秋》發表後，既沒有被中共中央組織部認可，也沒有被中共中央宣傳部反駁，算是默認吧；以後這個數字就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引用。(可惜《爭鳴》沒有提供原文件編號或者相片，也沒有旁證。)

　　我在查閱各縣誌基礎上，暫時採用比較保守的120萬至310萬這個數字。

　　我的朋友冉雲飛先生批評說：很多人都沿襲只有羅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說法，這說法我糾正了許多次，雖然是錯卻成了難以糾正的“通說”，真可算得上是傳播學上的“習非成是”。後來又有人在網絡上說全國有包括羅隆基在內的96人不予改正的說法，我不知這說法來源於何處。雖然文中說是“中共中央公布”，但我還是未查到原始出處。（冉雲飛:《從官方史料，看一個省的反右運動》）

　　我也多次“呼籲”:右派分子數量絕不是55萬，右派分子沒有被平反而只是被糾正，但是人微言輕，到底影響不了幾個人。

　　這種“習非成是”，當然還可以叫“先入為主”、“人云亦云”、甚至“黑白顛倒”，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沒有獨立思考；幾十年以來，都是人家怎麽吹，你就怎麽跟，還就怎麽信。這恐怕還要像冉雲飛這樣從傳播學、新聞學、社會心理學方面去考察、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