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惊人预言：死后江青会被人整死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本文选自《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作者徐焰。

毛泽东与江青（图源：Getty/VCG）

在中南海丰泽园工作过的人多年后讲起江青，几乎无不在怒骂后又摇头叹息，这个女人当年四处横行祸国殃民，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尽数得罪，可是大家那时又对她无可奈何！

粉碎“四人帮”之后，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不过从更深的层次分析，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政治生活中，并造成那样大的危害，既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余毒影响的结果，也是她本人在旧社会黑暗腐朽的生活经历和后来特权地位相结合所造成心态异化扭曲。

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便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自身思想的形成。出生于山东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来就坏，不过她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便充满了旧封建家族的恶劣气息，年轻时又进入当时便是藏污纳垢的十里洋场，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原名李云鹤，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由于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周围歧视，滋生了叛逆和虚荣的双重性格。

成年以后，李云鹤同一个名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后受到过进步思想影响，于1932年在青岛又同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俞启威(即解放后的天津市委书记、中央委员黄敬)结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应该承认，10几岁时的江青(当时还名李云鹤)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这从她在山东青岛结识和跟随俞启威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也可以得到证明。

江青入党不久，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脱党跑到上海，还办过自首手续，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等人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

自进入上海那个特定的圈子后，艺名“蓝苹”的江青便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层和艺术圈内过着糜烂的生活，成为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当年上海报纸就报道过这个艺名“蓝苹”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丑行，恰恰是她恶劣品质的反映。

在上海演艺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时候，所住的亭子间夜间又经常有男人来往。一次有个男人毒打她，这位“蓝苹”小姐大喊救命，同楼的保姆秦桂贞赶去救护，还受了伤。遇到缺钱甚至没饭吃的时候，秦桂贞也来帮助。江青离开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说：“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如何“报答”呢？全国解放后，江青生怕别人知道她过去的丑行，对秦桂贞虽记在心头并时时注意，却再不来往。文革开始后，江青马上找到吴法宪，让她把秦桂贞抓起来，一关许多年。如此恩将仇报，表现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写宋代的小说《水浒传》中，曾讲到清风寨官员刘高的妻子被强人劫住准备当“押寨夫人”，幸亏遇宋江救下。结果这个刘夫人事后生怕一度被强人所劫之事外传，发现宋江这个救星后不但不感谢，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来，还想杀掉。这是因为，担心自己名声受损的精神压力，远比感恩的道义负担重得多。江青与古代这种封建贵妇的心理，真是毫无二致！

后来参加审判江青的人曾总结此人的一生品质，那就是：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同乡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过演戏、提问题求教，混到刚刚妻子出走的毛泽东身边，并取得了好感。

像这样一个虽表面有过追求进步表现，却存在着极其恶劣的潜意识的人物，能进入毛泽东身边并于1938年秋成为夫人，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江青是演员出身，结婚后的几年间在文娱活动方面对毛泽东确实提供了一些乐趣。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里记载，她1940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去看毛泽东时，发现这个新婚夫人对主席照顾得很周到，与个性很强的贺子珍不同，于是还称赞了几句。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拍了大腿说：“刘英同志，你真是了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传啊！”

毛泽东这时讲的“多宣传”，是针对延安的诸多新老同志对此事议论纷纷，希望刘英能做些解释。据卫士李银桥回忆，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确实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身边的一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1947年转战陕北时，大家疲惫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陕北时期，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翻来覆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过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回忆说：“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当时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现出江青品格上极端狭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条件一好便追求享受，并想居于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泽东忙于工作时常常无事可做，便找警卫员打扑克。那时革命队伍中讲究人人平等，没有人有意让她赢。当她打输了时，便称别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为这点事向毛泽东提出要把赢了的警卫员从工作岗位上赶走。对阿姨做针线活一类小事不满意，也是当面训斥甚至发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机关的生活条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风。从陕北到西柏坡后，房间里装了电铃，她也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江青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只听她懒懒地指着他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其实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意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回来对李银桥反映了此人“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

对这些，毛泽东当时一再生气地批评她说：“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一些事情上江青还拿出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会撒泼要挟。

据当时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闹，要求马上离开。毛泽东开始和颜悦色反复说不要紧，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

“你当然不着急，到了紧急关头，有人会抬着你跑！谁管我们啊！”

毛泽东气得吼起来，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说：“滚！给我马上滚！”

李银桥等警卫人员都说，江青每逢被毛泽东训斥，往往都是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都要找周恩来诉苦。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调和关系，当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不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其实周恩来对江青一向并无什么好的看法，只是他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背后议论，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经常对这个“三流演员”发些不敬之词。

更糟糕的是，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此刻她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以致于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找个江青这么个老婆也有些后悔，不过他已经是最高领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轻易离婚。对此，李银桥回忆说，在陕北时就有过这么一件事：

“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

对于江青拨弄是非说别人坏话，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说：“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使这些人几十年后都有深刻印象，这话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