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高贵是一床棉被的厚度

　　关于法国文学作品，傅雷翻译了三十多种，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占了一半，其余是伏尔泰、梅里美和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民国以降，不知多少文学青年是在他开启的窗口中开始了解西方世界的，更不用提那部家喻户晓的《傅雷家书》。傅雷刚烈的性格与冷静的人生态度交织而成，杨绛在《记傅雷》一文中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糯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朱梅馥了。”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傅家宅。降生之时，哭声震天。长辈据《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民”，给他取字“怒安”;因大发雷霆谓之怒，取名为“雷”。四岁的时候，傅雷的父亲傅鹏飞冤死在监狱。不久之后，傅雷的弟弟又夭折。寡居的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傅雷身上。

　　母亲对傅雷的管教之严近乎不近人情，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时的两三天准许儿子玩耍，其余时间都得在家学习。年幼的傅雷，功课上稍有差错，就会被母亲打得连声喊救命，邻居闻声赶来才能得救。这样的家庭环境不免造就了傅雷孤僻而又倔强的性格。

　　十二岁时，傅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次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后因言辞激烈地批评宗教而被开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傅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上街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次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他带头掀起反学阀运动，被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担心之余，强行把他送到乡下，傅雷在那里创作了小说《回忆的一幕》。

　　二十岁那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途中著写《法行通信》，很为曹聚仁推重，编入了《名家通信集》。留法四年，他一直尝试通过翻译来学习法文。1931年，傅雷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9月，傅雷被刘海粟拉回国做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那里名家荟萃，包括黄宾虹、张大千、贺天健、潘玉良等人。

　　不久后，刘海粟着手推进学校的教学业务，又聘请了一批新的教职员，其中就有原北平美专的俞剑华。为帮助俞剑华在学校中树立威信，刘海粟让校工把俞先生的画挂在长廊里供师生们欣赏。这天，傅雷来到学校，看到墙壁上的画，眉头皱了起来，立即命令校工把画摘下来。校工表明这是刘海粟的意思，傅雷不为所动，说：“这些画没有创造性，才气少，收掉!”

　　此时，刘海粟和俞剑华恰好在场，刘海粟的汗都下来了，为了缓和气氛，一边向俞剑华解释说傅雷就是这个牛脾气，一边把傅雷介绍给俞剑华。好在俞剑华很有涵养，客气地和傅雷打招呼。不料傅雷仍然冷着一张脸，只是点了点头就走进了办公室。

　　傅雷的犟脾气在朋友圈内是出了名的，他几乎和每一个朋友都有激烈争执的记录，甚至不乏绝交的决绝举动。他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的时间不长，1933年9月，傅雷以母亲去世为借口辞职了事。后来，他在《傅雷自述》一书中提到了辞职的一个原因：“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有一回，他认为刘海粟不公正地对待了一位年轻的教师，断然和好友绝交 了。

　　朋友刘抗对他的暴烈脾气印象深刻，他回忆说：“提起他个性的刚烈，有几个插曲可资佐证：一、傅聪鼻梁上有块疤，就是为父者严厉训诫孩儿时顺手抓起一只瓷盘扔过去的标志。二、我在沪滨缔婚后，海粟曾设席招待，我们应约赴宴。次周，傅雷亦如法炮制，适内子身染微恙，婉谢之，他认为不给面子，于是雷霆大发，把我送给他的画也除下退回，数月不相闻问。”

　　朱梅馥是1932年与傅雷成婚的，她不仅与傅雷生死与共，也是傅雷唯一的知己。杨绛夸她身兼五职：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还有最称职的秘书。朱梅馥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说：“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离开之后，孤傲的傅雷难以适应在各色人等中周旋的日子，只有躲到书斋做起了译书匠。此后，几乎终其一生，他都以一个“自由职业者”存世。哪怕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故我，仍旧以译文为生。他对别人苛刻，对自己更是苛刻，不论大事小节，都一丝不苟。

　　抗战爆发后，傅雷不愿待在敌占区，带着家人跑到大后方。因为和国立艺专的校长意见不合，又犯了牛脾气跑回了孤岛上海。在孤岛期间，傅雷为了免于见到日本人，基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立下了“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的规矩，只是发奋译书。他的一生有两个阶段译书最为勤快，抗战期间算其中一个。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没有到会，只是提供了一份书面意见，说当下的翻译存在很多问题，并不客气地举了很多例子。与会的很多人都中了他的招，大骂他狂傲，其中一位老翻译家竟然气得大哭起来。

　　傅聪是傅雷的长子，从小就显露出非凡的音乐天赋，在傅雷的严苛教育下，终于在1954年8月获中国政府派遣前往波兰学习。1955年，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傅聪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自傅聪出国，傅雷的家书源源不断寄去，结集成书，就是后来著名的《傅雷家书》，书中有这样一段：

　　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腻的地方非常细腻，音色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回想一九五一年四月刚从昆明回沪的时期，你真是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了。希望你从此注意整个的修养，将来一定能攀登峰顶。

　　或是因为无法面对，或是为了音乐，1958年12月，傅聪孤注一掷，决定出 走。

　　1959年年初，傅雷得到傅聪出走的消息时呆若木鸡，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傅雷在信中写道：“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你要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为此，傅聪给自己定了三个“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然而，1964年，傅聪为了演出方便，加入了英国国籍。傅雷得知消息，好几个月没给傅聪回信。

　　1966年9月3日凌晨，五十八岁的傅雷、朱梅馥夫妇决定在住了多年的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疾风迅雨楼”自杀。

　　死前，他们留下了一封上千字的遗嘱。遗嘱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向傅聪舅舅朱人秀交代了十三件细致入微的具体事项，包括上缴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钱，留给保姆周菊娣两块表及六百元的存款单，家具自行处理，书画则由公家决定。最后，他们还留下了火葬费：现金五十三元三角。为了防止自缢之后尸身将上吊的凳子踢倒而吵醒深睡的邻居，夫妇二人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床厚厚的棉被。

　　纠结于这个细节，几十年后，慧超写道：“一个人要有何等的境界，才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能够从容地保持自己的教养，这样的灵魂是多么难得。独立意志、自由精神、君子教养，这三点该是充盈于那张棉被之中的精神吧。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劣的情操，而是不被卑劣的情操所征服。”他得出的结论是：

　　高贵，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