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历史的基本共识 就这么难达成？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启大一统时代的重要意义，两千多年来背负了种种赞誉与骂名；而在大国崛起之时，电视剧《大秦帝国·崛起》在许多人眼中有了别样的意义。

       3月25日，观察者网“观天下讲坛”特别邀请《大秦帝国》小说作者孙皓晖先生与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对谈，纵论“大秦帝国与今日之中国”。本文为孙皓晖的演讲实录。】

       大家都知道《大秦帝国》发布这几年来，它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理念在社会上已经传播得相当广泛，大家是熟悉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它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把我们统一文明的创建这个历史阶段单独划分出来，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呈现。在以某一个时代作为描写对象的中国历史小说中，呈现这段历史的应该说还没有。

       第二，在《大秦帝国》里面全方位呈现和开掘了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优秀核心价值观体系。大家读《大秦帝国》，之所以热爱它，也是因为热爱它所传递的那个时代的阳光精神，那个时代的大真精神，那个时代纷争不息的变化精神等等。

       第三，《大秦帝国》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既通过史料又通过文学形象，比较全方位地呈现了中国文明在第一次大转折时期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

       如果我们说中国文明要从大禹治水开始说起的话，那么我们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国家时代是一个转折。从分治文明走向统一文明，创造了统一文明又是一个转折。到今天就是第三个转折，要从农耕时代创建工业时代新的中国文明体系。所以在中间这个转折，也就是秦帝国所完成的文明转折和文明创建中，所反映的历史经验和它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应该注意的。

       正因为《大秦帝国》本身它是一个精神本位的作品，所以人们讨论《大秦帝国》，总是免不了很多历史的基本问题。我觉得从十多年以来展开的讨论来说，以上海观察者网文扬老师发表的三篇文章为标志，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关于《大秦帝国》的争论实质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文扬老师的文章以及观察者网其他对《大秦帝国》的评论文章，都把对《大秦帝国》的争论更加实质化，把混淆的东西已经理清楚了，以往仅仅把它当作小说来评论，或者对历史实体的评论与对小说的评论混淆在一起的现象没了。

       这些文章很清楚地指出，攻击《大秦帝国》的人并不仅仅是针对这部文学作品，实际上在攻击这个给我们中国创建了统一文明的时代，攻击它的专治性，攻击它的暴政等等。

       把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和对历史实体的评论做了相对清楚的区分，而且又能联系在一起去看待，我觉得这是上海观察者网在《大秦帝国》有关争论里面起到的一个最大的作用。这个作用的实际意义就是使人们把文学作为一种平台，通过在这个文学平台上争论，达到对社会实践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成某种构想。我觉得这对于社会思潮的形成或者历史目标的实现，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其次，我觉得文扬老师的文章对于《大秦帝国》的争论有一个实质性的揭示，就是对于长期以来中国人对非秦或者评秦言论的两大主流之一做了清晰的界定。

        一个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传统的攻击秦的这一套概念、基本的语言体系。这可以说是从董仲舒，从西汉的言论开始到现在的史学家普遍使用的语言体系，就是暴政暴秦等等这套言论；或者说以古典语言所表现的绝对人道主义和绝对王道主义去评秦。

       另外一个就是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新的西方人文理论传入中国以后，用西方新的政治理论评价中国文明史，攻击秦，对秦做新的评判。其中以专制论和野蛮民族统一消灭先进文明这两种理念为主，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当然还有民主、人权等等。但是表现最直接的理论谱系上，一个基本点就是攻击秦的专制性。

       我觉得文扬老师对秦的专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本质性的说明。秦帝国的建立实际上是一场反专制的革命，因为它对多头专制是一种反动，和其是对立的。我们过往的反专制，认为一君体制就是专制，这个是简单化的。文扬老师深刻地做了一个归纳说明，是非常有意义的。

       实践也是检验“历史真理”的唯一标准

       再者，文扬老师以及后面这些接近文扬老师立场的文章，代表一种新的方法论。我们长期以来在评价中国历史任何事件和人物时，总是依据历史上既定的评价去评价，比如说二十四史中司马迁的评价，比如说长期以来儒家大师孔子、孟子对大量历史人物的评价，依据这些为主。尤其是研究中国思想史领域的人，在史学界这个特点表现的更加鲜明。

       而文扬老师文章中所表现的鲜明的方法论特点就是立足于历史实践。我们应该说在当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否定这个命题的人很少；从研究历史的角度看，应该说历史实践是检验历史上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我们看一个人具有正面意义，还是负面意义，要看他做过的事在历史上留下的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只要以历史时间为标志，任何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可以说得清楚。既往我们说不清楚，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发生了问题，我们对历史不是以历史实践为依据，而是以某个圣人的言论为依据，这就不是以实践检验，而是以言论作为检验真理标准。

       我们改革开放思想大突破就是打破囚笼，开始思想解放，以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而不是以某种经典言论作为检验标准。今后的文明史研究、历史研究中，这是我们发现新架构、新体系、新价值观念的必经之路。

       任何历史创新都来自于曾经的历史实践的创新发明或者开掘，如果不重视历史实践一味翻古人写的个人著作。历史上的经典作为治学大师们留下的著作，当然也是有认识的价值，但是出于每个人的立场，可能其中自然免不了某种偏颇。诸子百家人人都有自己的缺陷，都有需要修正和弥补的地方。用任何一家的观念去衡量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未免都有差错。我们一定要立足于广阔的历史实践、历史效果，依据这样的立场看待历史。很多无谓的争论会得到很自然的解决。

       我们的历史上怎么都是“问题人物”

       中国国民的历史共识点很少。我们努力多年申请，召开了一个对话中国的论坛，去年夏天终于在西安“一带一路”论坛里面做了一个分论坛。在会上展现了近些年我们关于中国文明的基本思想，比如说近代史以来中华民族对文明史的梳理有哪些基本的结论，这些结论能否站得住脚，为什么要有文明史研究中国，“对话中国文明”对我们确立民族的话语权会带来什么好处等等。这些理念在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西方学者也得到了大体的共识。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因为无法进行更充分的准备，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各说各的。

       就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有两个倡议，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倡议就是希望中国以国家层面的权力去保护和明确具有历史标识性的中国历史人物，明确几个历史坐标，把这个历史坐标在国家层面确立下来，不要处于纷纭争论的状态。

       比如黄帝陵的问题、炎帝出生地或者纪念地的问题。如果说黄帝的祭祀地大体清楚了，那么炎帝还在各个省之间争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一个民族，本来在这问题上就应该是国家为主导，明确基本坐标，不能再允许各省这样争论。

       炎黄之后，大禹治水，五帝里面大禹是贡献最大的，当然不是说唯一，而是说他在一个历史坐标上创立了国家，是五帝禅让制的最后一个人。秦始皇自然也是一个坐标。

       而在近代史上，中国比如说两次共和，历史代表人物应该选谁，很清楚，不管怎么争论，无疑应该是孙中山和毛泽东。

       我们倡议这些人的陵墓应该在国家层面保护下来，明确起来，不要再出现争论了。如果国家在这方面永远不做主导，对自己的文明标识性的历史遗址永远不做主导和确认，这种纷乱现象会愈演愈烈。

       西方反对像凯撒大帝、罗马帝国这样的标志性的政治领袖和时代的人是极少的，一个是意识形态不允许，二是长期形成的国民观念中，国家主导的定性早已经做了，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而我们国家在史学评价上没有一个好人，所有的人都是问题人物，所有的事件都是问题事件。我们号称世界上研究历史最清楚的国家，天天有记载，年年月月有记载，没有一天发生的事是不清楚的，但是我们在基本问题上是模糊的，是没有共识性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必须改变。

       我们中国在历史认识上，作为个人来讲，各种社会思潮包括与世界思潮的接触都是很先进的。但是说社会整体意识，我们一旦走向定论性的，哪怕地区普遍性的认识都很难达到。对中国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在中国都很难达成最基本的结论。

       这些年来社会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最基本的标志就是整个社会层面，民间新的历史意识正在形成。而且人们正在对包括原典主义、传统王道旧史观念，对这些既往审视历史的标准都进行了重新的反思，而且这个反思在近十几年表现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接近真理的层面。因为很多东西让我们得以对中国文明的整体架构进行新的揭示。

       历史上张冠李戴的用五大社会形态分析中国历史，这种划分方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过去整个社会或者以沉默对待，或者以辨析对待，或者个别学者以专门的形式论述——比如全面研究封建这个概念是怎么在中国出现的，怎么弄错的，怎么不适应的，中国本身不存在这么个“封建社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上海作为民间思潮的前沿阵地、前沿地区，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年轻人的酝酿之地，我觉得一如既往起到了非常好的前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