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为何不受毛泽东和蒋介石喜欢

在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里，毛泽东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概括了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意义。然而，司徒雷登的意义真的只有这些吗？他离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在中国，他除了留下“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印象外，还留下了什么？本文摘自光明网。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仓皇决定“迁都”广州。正当国民党感到万念俱灰之时，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拒绝随同南迁的消息犹如晴空霹雳传出，震惊了世界。

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为什么在国民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要落井下石呢？我们还是从为美国政府提出这一建议的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说起吧！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1904年他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不久就重返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1919年，司徒雷登就任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燕京大学的校长，开始从神学教育，涉足更广阔的世俗高等教育。是年，正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对中国学生的爱国激情予以了高度的评价。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更是公开支持中国的反帝立场，认为外国列强应首先显示其以平等国家对待中国的诚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中国人民掀起了全民的抗日浪潮。司徒雷登不仅亲自参加燕大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而且顶住日伪的压力，陆续接纳了许多东北流亡的爱国学生。随后，在回美国为燕大的发展募集经费的时候，他向美国社会宣传了中国人民抗日的爱国事业，呼吁美国民众应当支持中国人民。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司徒雷登一方面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中国包括经济、军事在内的援助，以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声望，也给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业力所能及的帮助。出于基督徒对和平的追求，司徒雷登也参与了蒋介石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媾和活动，并因此同蒋介石政权的许多要人建立了重要的关系。

司徒雷登是中国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一位重要人物（图源：Getty/VCG)

众所周知，早在1927年，蒋介石同宋美龄结婚后就皈依了基督教，传教士出身的司徒雷登同蒋介石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多次前往重庆的日子里，司徒雷登接触并了解了蒋介石的宗教生活，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双方的友谊也不断增强。但是，随着对国民党政权了解的增加，他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独裁、无能和腐败。这恐怕才是司徒雷登在关键时刻放弃国民党政府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并最终走向对立。当然，这是后话了。

同当初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相比，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却是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是爱恨交加。一方面他对共产主义充满了敌视的态度，早年他就强调基督教同中国共产党难以共存，因此同情并支持蒋介石对中共的“围剿”；另一方面，他又时常对中共发出许多赞美之词，称共产党有远大的理想抱负，有严明的组织纪律，不谋私利，勤俭节约等。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司徒雷登反共的问题上表现出了自己博大的胸怀，不仅不同他计较，反而一直对他充满了友好的情谊。1940年秋，司徒雷登不幸坠马受伤，毛泽东亲自发电慰问。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当面称赞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1946年，司徒雷登70华诞的时候，叶剑英向他祝贺。这些都显示了中共对他的尊敬和善意，司徒雷登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同国共双方长期的交往中，他的内心世界也在逐渐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随即把美国在中国的侨民全部拘禁，司徒雷登也在其中。后经过美国政府的交涉，日本陆续释放了大部分的美国侨民，但由于司徒雷登特殊的身份，日本一直把他扣押，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司徒雷登才得以重见天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和中国的政局都陷入扑朔迷离之中。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特殊的经历及对中国深刻的了解，更由于他与国共双方均保持了良好关系，1946年7月马歇尔使华后不久，便向司徒雷登提出了请求，邀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杜鲁门政府的批准。从此，司徒雷登便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涯。

国共美苏交易中共因何成唯一输家

就在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前后，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正经历着剧烈的动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坚持抗日战争，借中国之力阻止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攻势，为美军在太平洋的作战提供战略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对国共双方的抗日武装均采取了支持和合作的立场。1941年12月，在重庆举行了中、美、英三方联合军事会议，确定设立中国战区统帅部，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并授大元帅衔，名义上拥有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盟军的权力。随后，美国通过滇缅公路给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共的相互信任也有了新的转机。1944年7月，美国政府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向延安派出了军事观察小组，随后美方曾认真考虑过向八路军提供军事援助及美军由八路军策应，在日本占领的山东沿海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的问题，美国和中共的战时合作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开始，美苏之间的矛盾日益变得公开而巨大，犹如冰山浮出水面。

苏联参战之初，主要目标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和独立，但随着红军的节节胜利，在战后长久地保证国家的安全，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苏联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

美国是一个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仇恨的国家，这在美国早期的对苏政策中就有体现。十月革命后，美国不仅出兵干涉苏俄，而且长时间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二战期间，美国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与苏联结盟，但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立场从未改变过。正如罗斯福在给美国驻苏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所说：“不论我，还是你，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

这种人间沧桑的变化不仅波及全球，而且也使中国的国共双方被深深卷入其中，无法幸免。

在远东，美苏都试图在击败日本后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新秩序，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双方争权夺利的产物。

美国从条约中得到了苏联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承诺，而这正是美国政府考虑远东问题的核心，因为这样可以在中国扶植亲美的蒋介石政权，从而抗衡苏联。

苏联放弃了对中共的支持，并承诺要出兵帮助美国对日作战，它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利益：外蒙古的独立得以维持，这使苏联在战后可以预期的两大阵营对抗中，在危机四伏的远东地区取得了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交还苏联，租借旅顺港和在大连的优先权益，使苏联战后在远东取得了重要的战略支撑。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显然比支持弱小的中共划算得多，即使承认国民党政权，苏联也认为可以接受，况且，实际操作中变通的余地还是很大的，苏联并没有因此而束缚住自己。

蒋介石虽然吞下了外蒙古独立和出让东北诸多权益的苦果，但毕竟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

无疑，在这场交易中，当事的四方只有中共成了输家。

对中共来说，苏联的做法确实令人失望，苏联的退缩无疑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迅速演变为扶蒋反共。道理很简单，连苏联都不敢公开支持的中共，美国会在其身上下赌注吗？

1944年10月，对中共颇有好感的美军驻华总司令史迪威因同蒋介石的矛盾被撤换，这实际是美国扶蒋反共的一个重要信号。

1945年初，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向美军驻华人员训话，声称驻华美军的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政府。

雅尔塔会议美苏交易达成后，由于苏联的支持，美国更加快了这一步伐。1945年4月，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而明确地宣布：美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终于，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并随之而进行的围剿也落到了中共的头上，虽然中共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并不同于苏共，但这不影响问题的本质。

1945年6月，在美国的迫使下，蒋介石与苏联开始洽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于同年8月正式签订。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美国先是支持国民党政府禁止八路军接受日本投降的命令，接着又动用飞机和军舰把西南的“国军”精锐向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急运。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这一期间，美国共运送40-50万蒋军至新的阵地，派了5万美军陆战队预先守卫这些阵地。蒋军还得到了缴获的120万日军的绝大部分装备和物资储备。

1946年3月，美国成立了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党策划内战。6月，就在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前夕，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5170万美元的补给装备。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向国民党军队提供1000多架飞机、7000多门大炮以及其他军火。8月，美国政府又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美战时剩余物资出售协定》，将其存放在印度、中国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原价9亿美元的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在外交上挤压、军事上威胁的同时，美国对中共也以“政治和谈”进行拉拢，先后派赫尔利和马歇尔使华充当“调停人”，力图促使国民党召开有各主要政党参加的国民大会，通过和谈，让这些政党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几个代表席位，以此引诱中共交出军队，从而在中国建立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亲美反苏政权，不战而控制中国。

然而，蒋介石“剿共”的决心已定，这种决心更由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变得肆无忌惮，国共内战注定会步步逼近，这决不是马歇尔、司徒雷登之辈可以阻止得了的。然而，中共武装斗争的决心和力量都大大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料，中国局势的演变也足以令全世界的人们惊讶。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终于变为了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司徒雷登无缘抓住最后一次与中共交好的机会

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中的不断胜利，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从而在远东抗衡苏联的战略企图即将宣告破产。

司徒雷登亲身经历了这一苦涩的历史时期。自从担任大使以后，他曾竭力在国共双方游说，劝说双方放弃战争。当这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以后，他忠实地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意，当然地站在了蒋介石政权一边，极力主张给蒋介石政权全面的援助。但随着他与蒋介石接触的增加，蒋介石的真面目也日益暴露在司徒雷登的面前。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刚愎自用，蒋所领导的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使司徒雷登痛心疾首，他开始后悔当初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政权。其实，司徒雷登的这种心态代表了当时许多美国政界要人的内心世界。

随着中共的不断胜利，蒋介石的溃败显然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司徒雷登也终于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不能不面对现实，开始思考着如何修补美国同中共之间的关系。

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美国当前的目标应当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这一政策于同年2月由杜鲁门总统批准而执行，这在美国也被叫做“脱身”政策。它也使司徒雷登坚定了与中共接近的信心并开始付诸行动。

3月10日，司徒雷登致函美国国务院，要求批准他与中共高层接触，以增进双方的谅解。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请求，司徒雷登从此便开始了一系列活动。

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拜会司徒雷登，请求他率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司徒雷登拒绝南迁，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所写的一幕。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却悄然南行。其实，斯大林看得清楚，伴随着美国势力在中国大陆的淡出，苏联的进入已是必然，虽然他大喜过望，但还是没有急于求成，他十分谨慎地处理着中国巨变可能给美苏关系带来的冲击，巧妙地把握了事情的节奏和介入的尺度。

苏联期待着美国平静地退出而不是公开地干涉中国内政。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4月27日，司徒雷登草拟了承认中共的备忘录。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密切关注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动向。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举动无疑是向中共伸出了橄榄枝，但碍于当时双方的敌对局面，中共同美国的接触十分谨慎。

就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中共派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黄华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外交行动。

5月13日，经过慎重的准备，黄华以学生的身份同司徒雷登进行了首次会面，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接触。

6月初，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他有意于6月24日返回燕京过生日，其用意昭然若揭。

6月28日，黄华拜访了司徒雷登，正式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欢迎他到北平的消息。

在接到中共的邀请之后，司徒雷登犹豫再三。考虑到此时美国国内的政局十分复杂，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此事通报国内肯定难以成行。司徒雷登起初想“先斩后奏”，等上飞机的时候再给国务院发电。但在最后的关头，司徒雷登改变了主意，他在随后给美国国务院的信中写道：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更好的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首领进行非正式会谈的唯一机会。

7月2日，在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美国国务院复电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北平之行的请求，司徒雷登闻之只能是扼腕长叹了。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和后来的资料显示，傲慢的美国政府是在等待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美国乞求，他们期待着与中共接触的更佳时机，但这种机会确实从此不再了。倒是美国对新中国表现出的傲慢和敌视态度反而推动毛泽东走上了并非美国人所期望的道路。

其实，美国也早已为失去中国作好了准备。随着蒋介石的溃败，美国逐步将远东战略重点由中国转向昔日的对手日本，准备将日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和遏制中苏的前沿阵地，这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必然归宿，而撤离中国大陆前的种种试探已变得没有意义。

驻美大使不受毛泽东、蒋介石待见

北平之行被否决后，司徒雷登奉诏回国。国民党政府曾一再要求他在返美途中先到广州停留，以显示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也电令他前往广州。司徒雷登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并采取拖延的战术，最终也没有到广州履职。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返美途中经过冲绳岛时发表声明，赞成承认中共并与之维持商务关系。美国政府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并电令他不准再擅自发表言论。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的辩解。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司徒雷登先生不仅充当了美国失去中国的替罪羊，而且也陷入对蒋介石的不仁不义之中。

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对美国政府的白皮书进行了无情的批驳。毛泽东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但却没有人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平心而论，毛泽东对司徒雷登先生本人并无恶意，但他毕竟代表着美国政府。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终于回到了华盛顿。

真是祸不单行，正当司徒雷登陷入“失去中国”的一片责难声中的时候，11月30日清晨，他突然患了严重的中风，随即被送到海军在马里兰的医院抢救，翌年3月出院。

1951年6月24日，司徒雷登诞辰75周年，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庆典活动。顾维钧行前专门请示蒋介石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介石讲了一句“不必了”，并公开表示他不欢迎司徒雷登被派往台湾，把他对司徒雷登的仇恨溢于言表。

1952年12月28日，伴随着杜鲁门任期的临近结束，司徒雷登也把自己的辞职信交给了杜鲁门并很快得到了批准。这样，他为期6年的驻中国大使的生涯划上了句号，须知，这是以失去中国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