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北京城 雄安是在证明毛泽东短视吗

中国宣布设立雄安新区后，各种分析评论随着这个爆炸性消息的宣布而展开，一篇网文《建雄安新区，我们欠梁思成一个道歉》也刷爆了朋友圈。

文章写道：“如今的北京，沙漠逼近，河湖干涸、地下水枯竭、阴霾沙尘蔽日、交通令人绝望、人口畸形膨胀，古迹大量减少，文化不断消失，城市功能低弱……北京后人来到这里，几乎已认不出父辈口中的家乡。”

文章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年北京没有采取梁思成设计的保护方案。而与彭真争论北京规划问题的梁思成痛心疾首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庆祝设立雄安新区的时候，还欠这个人一声道歉。”

“欠梁思成一个道歉”不是一个新话题了，随着北京城市病的增多，不断出现。

必须承认的是，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 “梁陈方案”，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也极富远见。

该方案一方面从古城整体保护的思路出发，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移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发展储备更充足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以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按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加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协调，以减少跨区域交通。

然而，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方案将古建筑审美的情趣标准摆在第一位，而忽略了其他问题。作为执政者，中共显然要考虑更多。

在国共内战尚未结束之时，中共已经开始考虑首都的选址了。北京能在一众城市中脱颖而出，其战略位置是其一，而北京和平解放，基础设施保护完整、经济损失最小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加之北京曾经是历代首都，民国的衰落恰好空出大量房屋，可以说北京是当仁不让的的选择。

如果按照梁思成的设计，在旧城外新建新城，旧城完全保留，这些基础设施将被浪费，而当时的中国也很难承受建立新城的费用。

此外，梁思成将行政机构集中在一起，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要将行政机关打散以备美国轰炸，这对于中共当局是极为现实的问题。

梁陈方案虽有远见，但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现实

单从北京市民的衣食住行出发，梁思成的方案也是脱离实际的。

梁陈方案反对设立工厂，要将北京建成文化旅游之城，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但在当时，中共当局更关心40万人的就业问题。

在清代，北京市民主要以铁路枢纽与达官贵人的服务业谋生，经济生态极为脆弱。1949年以后北京毫不顾忌自身区位的劣势，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和煤炭钢铁行业，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了北方经济中心，解决了就业问题。

而参加过北京城改建的建筑专家孔庆普指出，“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那城里头近40万人的出行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从前是什么样。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的就没吃得运出去啊。那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钱、二分钱，几分钱，后来一毛钱，再变成一千块钱了（一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一毛钱）。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简单，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清理。”

考虑到这些问题，中共最终没有采取梁思成的建议。不过很多文章指出，毛泽东拍板选择了苏联专家的建议，这其实是不准确的。

当时一共有三套方案，包括梁思成、陈占祥提议的新城市中心方案，前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和巴兰尼柯夫的方案，以及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东日提出的内城方案。

朱、赵方案因为规划了内城中心风景最好的地区，规模不大，易于实现，又有许多宫庭建筑可以利用，因此最终得以入选，并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支持，北京改造方案以此为蓝本制作。

不得不消失的城墙

值得注意的是，此方案对古城的改造不大，那些今日已经消失的城墙在当时依然存在。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城墙不断被开口子，但全部消失还是因为战备问题。

中共建政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边界冲突使中国一直处在战争的阴影中，北京城的完整性要让位于国家安全。

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打通长安街没有必要，他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但北京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道有更为充分的理由：“当时（1959年）处于抗美援朝后期，从战略上考虑，长安街被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毛泽东所处的地位使得其不得不考虑比古城保护更为重要的事情

梁思成曾在1957年写了篇文章，他说拆了北京的城墙，拆了北京的城楼，就像挖他的肉，削他的皮，他说对古建筑物这样的一种粗暴无情，让他无比的痛苦。

然而他的文章无法改变恶劣的国际形势。1965年，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中共拆掉内城墙的一部分修地铁搞战备。“文革”期间，中苏交恶，为了修建地铁二期，内城城墙基本被拆除。只留下梁思成在每一段被拆毁的城墙以及牌楼前不断徘徊的故事。

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保护方案没有错；作为当政者，中共从国家安全考虑，选择发展生产、发展工业，先满足人性化的要求也没用错。

或许值得安慰的是，世界各国的首都基本都经历过拆毁重建的过程。而北京，至少还有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