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我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

毛泽东与潘光旦

　　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下来，走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潘光旦跟前。潘光旦读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折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毛泽东大概是见到其他人均离席走动，唯潘光旦一人独坐，故上前特加问候。矮矮胖胖的潘光旦戴着一副圆圆的深度近视眼镜，左手中的烟斗似乎还有余热，正敞开衣襟，望着毛泽东谈笑风生。一个礼贤下士，一个爱戴有加。领袖和学者之亲密无间令人感动。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布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令，社会学家潘光旦随之被推上千人大会“洗大澡”。

　　而在此前的1951年2月3日至4日，《光明日报》已经分两次刊登他的长篇检讨。这个长篇检讨题为《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主要从亲美、崇美、恐美三个方面解剖自己。这是因为反美教育已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核心议题，留学美国归来的潘光旦，理所当然地被视作中国知识界亲美的代表性人物，成了靶子，荣升清华大学重点改造对象。

　　潘光旦诚惶诚恐，检讨中首先挖掘自己亲美的思想根源：

　　但潘光旦特别申辩，他虽然比较亲美，却并不崇美;至于恐美，更完全不沾边。总而言之，他对美国的态度不算太离谱，“只是对一些个别的美国人，对一些个别的场合或方面，有些情分，并不是对整个的美国有什么好感。”跟新政权的要求，其实没有差很远。何况“经历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民主建设的步步成功，参加了一连串的发人深省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抗美援朝与反文化侵略，学习了美国侵华史，最近更学习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之后，一面，这些对美帝国主义的错误思想，无论多少，是无疑的已经基本上扫清了，另一面，美帝国主义的真实面貌，对我国的企图，对全世界和平民主的威胁，美帝国主义绝对的不是友人，而是敌人，也已经是昭然若揭，丝毫不容讳饰。”

　　但是，尽管有如上申辩，潘光旦仍不能不承认，他的确是仇美仇不起来!这即是说，他一方面不能承认自己是美国的文化买办，不能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他也不能恭维自己已经属于人民阵营，因为他还没有做到仇美反美，要属于人民则必须仇美反美。这就需要思想改造，需要深究自己的思想根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当然是政治学习，当然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终于开窍，“我的所以仇美仇不起来，乃至仇许多别的坏东西也仇不起来，是一个十足的阶级立场的问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不放弃原有的立场，而终于转入无产阶级的立场，即使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再凶恶上若干倍，我怕像我这样的人还是仇不起来，至少不能把此种仇恨的心理坚决而热烈的表示出来。”

　　潘光旦从自己的阶级出身谈起：

　　我家自十六代以前离开皖南的乡村，进入苏南的市镇，始终是半商半读，但据我所知，却也始终没有发过大财，做过大官。祖父是个秀才，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家用完全靠少量的束修和妇女们的针弊的收入。父亲中了进士，点了翰林，但也没有做官，清代末年做过资政院的议员;民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国务院里工作过，不久就死在任上。直到大前年完冬粮，我才知道最近八代祖宗所葬的坟地，东拼西凑，不过十亩。我又知道，至少最近四代以来，我家始终没有住过自己的房屋，即从曾祖的年代到今天，始终做人家的房客，并且时常迁徙。所以我以前常向别人夸口，我是一个无“一瓦之覆，一陇之殖”的人。其他家产也说不上;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几架旧书，还是祖父的岳父赠给祖父的。我自己读书，从中学到出洋，完全依靠公费。

　　无论资产多少，这样一个家世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己的资产虽很有限，至少从我幼时起，由于我父亲的“功名”与社会地位，来往的人家，乃至相与通婚的人家，自然有属于地主阶级的，父亲的学生中就有不少从这阶级出身的分子。因此，我从小耳濡目染的结果，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而外，也有不少的地主阶级的封建意识。父亲自己虽没有做官，但也由于“功名”的关系，地方上也就有人“恭维”“奉承”，自己也不免乐于接受此种“恭维”“奉承”，记得知县官也常到我家里来拜候或商量公益事宜。我父亲当时是县里的第一个绅士;他是廉洁的，否则家庭生计不会艰难到当时那种程度。但家庭以内的一般的封建气氛，特别在遇到婚丧喜庆的时候，也还是不少的。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这是第一部分。

　　我家所居的市镇离上海只48里，所以从小就听到些“夷场”的情形。当初我曾祖所开设的估衣铺就在“夷场”范围之内。太平天国革命打到上海附近，我曾祖就从家乡逃到“夷场”大概是回到他的店里。我五岁时，因为看病，第一次进入“夷场”，看到了“夷场”的“繁华”。八岁时第二次到上海，也是因为治病，住过一年。当时的印象是不会太深刻的，至多觉得外国人很厉害罢了。在那几年里，唱过“何日醒?”一类的歌曲，也听到过抵制美货的运动，对于后来所了解的帝国主义，在知识上也算有了极初步的接触。因为家贫，“洋货”尽管便宜，购用的品类数量似乎都很有限。

　　到清华读书以后，才和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的关系，也开始接受资产阶级的教育，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研究院，其中所包含的十之七八是美国帝国主义所了解的文化。这在上文已经详细介绍过了，在这里要指出的，只是在我原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出身之上，又添上一种可能是更有力的影响，就是资产阶级的影响，乃至更恶劣的买办阶级的影响。在以前，小资产阶级原是向着资产阶级道路上发展的，一时“虽不能至”始终“心向往之”。加上自从“学成”就业以后，和资产阶级分子来往的机会越来越多，搞“新月书店”，办刊物如“华年”、“英文中国评论国报”等，在经济上和他们总有些“通融”，起码要约他们登些广告之类。他们也总表示很赞助这些刊物，甚至对我自己写的作品特别要恭维几句，表示他们牟利不忘读书的“开明”态度。至于酒食酬酢，更不必说了。所以，我实际所属的阶级虽不是资产阶级，却一样的可以有、而且有过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至于买办思想，下文别有机会说到。我说我的所以属于小资产阶级，这是第二部分。

　　总上关于阶级出身的话，我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比较典型的人。上面说的第一部分是半封建的，第二部分是半殖民地的。我的曾祖，90年前，在太平天国革命面前逃避，从上海附近的市镇避人“夷场”，事后他做了几首诗，有两句说，“从兹萍梗无它继，二百年来祖父坟”;身在“夷场”，心在祖墓，这事，这诗，所代表的情境多少就已经断定了我的家世和我个人身世的发展，一种很显明的半封建与半殖民地性的发展!

　　就家世而言，潘光旦必然遗传有半殖民半封建的文化基因，在思想上感情上先天地倾向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他更是在知识和思想的本源上具有两半性，即半封建与半殖民地性，在后天上更是必然地归属于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家世和身世这么一番梳理之后，潘光旦说，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答复了：美国社会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他当然跟美国社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么自己原来说不崇美，就说不太通了。原来说不崇美，不过是就民族意义上、文化意义上的美国而言。就政治意义上的美国、阶级意义上的美国而言，他不可能不崇美。

　　潘光旦接着演绎说：

　　小资产阶级的人，对于资产阶级，以前那有不“见贤思齐”的呢?因此，我如今认为这样一个人可以表面上、口头上不崇美，实质上还是无法不崇美的。不过崇美的程度可以有些不同，方面可以有些挑选。一般的说，还是崇比不崇为多。我在上文说到，对于美国的文化、学术、以及“生活方式”，我是很有些瞧不起的。为什么?我如今明白了，那些瞧不起的地方恰好是和我的封建性的教育与道德观念发生抵触的地方。以前地主阶级出身的士大夫，用“国粹主义”来衡量舶来的事物，所持的也未尝不是此种瞧不起的态度，彼我相比，只能有程度上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换言之，我的半封建性的教育多少抵消了一些我的半殖民地性的教育，多少把半殖民地性的教育影响打了一个折扣。这是有的。但若说我抗拒过美国的文化侵略，完全没有当过美国文化侵略的俘虏，基本上不曾有过崇美的思想，那又不是事实了。有些瞧不起美帝国主义，决不等于仇视美帝国主义。仇美仇不起来，这也是理由之一。

　　所以，虽然潘光旦不自知，但在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教育对于我的爱国思想是丝毫不曾有所补益的，因为根本上它是美国式的。上文说过，由于一部分封建教育的抵销的力量，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没有能完全把我俘虏过去，作为一个文化买办，已属万幸，其他就非敢所望了。”他的阶级立场注定了他必然崇美，必然在心理上依附于美国。“阶级是通的，不以国界为限的”。

　　这就是说，能不能仇美，关键的关键，在于阶级立场——“既和广大的工农群众同属于人民的范围，则凡属人民的休戚利害也就是我的休戚利害。由于长期遭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榨取，人民是仇美的，我如真体验到人民的仇美，我又何能不仇美呢?”所以，要做到坚决仇美反美，首先必须改造世界观，必须背叛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踏进、站稳“人民立场”。潘光旦信誓旦旦地承诺：

　　“我的学习现在正向着这方向迈进。我一时还不能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肯定的;但适当的掌握人民立场，是已经有了一些收获的，因此，仇美也必终于仇得起来;这也是肯定的。”

　　此后，潘光旦确实努力向“人民立场”踏进、站稳。但可惜，无论他怎么誓言仇美，仍无从洗刷他的美国背景，他的仇美努力始终不被承认，顺理成章地在反右中成了名闻全国的大右派。

　　纵如此，他仍不死心。他的友人、也是大右派的叶笃义晚年回忆：

　　我同潘光旦先生相熟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他的左眼失明，右眼高度近视。他只有一条腿，走路架着双拐。出去视察多是我照顾他。有人取笑他说：“潘先生的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说：“不止如此，我的方法也有问题，我驾的双拐是美国货”。

　　我生有五个女儿。他把我的第五个女儿从小过继给他的弟弟潘光迥(在香港做生意)。潘光迥把她抚养成人，后来送到美国受教育，当了眼科医生。潘先生得知此事后，1964年曾想把她要回来，叫她为祖国服务。潘光迥没有同意。此事因而作罢。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要说明光旦先生，有人在反右时批判他是“铁心皮球”，意思是说他外表上总是如皮球一样柔软，而他的心却像一块生铁那样坚硬。生铁那样坚硬的心却叫他长期在外受人抚养的女儿学成之后，想叫她回国服务。只此一件事就足以说明当时批判者的谰言了。

　　文革中，潘光旦的遭遇就更悲惨了。叶笃义回忆：

　　“文革”开始以后，我经常到他家去看他。他说他是以三个S应付当时形势。一是submit(服从)，二是sustain(支撑)，三是survive(生存)。他的长女潘乃穆的丈夫在“文革”当中被迫自杀而死。乃穆对她的儿子说：“你的爸爸虽然死了，还有妈妈，我们还要继续革命。”她为了同家庭划清界限，不轻易到民族学院看她父亲。有一次我到潘先生家去看他，他提及此事，说到“我们还要革命”时不禁放声痛苦，我在旁也陪他流泪。他痛苦完了以后，又恢复原来的话题，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好象没有那么一回事一样。

　　后来他的前列腺病症越来越严重，费孝通不得不把他送到积水潭医院做手术。手术刚刚做完，医院里也闹起“革命”来了，给他做手术的大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成为专政对象。因此他的小便插了管子以后，就只由一个护士看护。医院里整天闹“革命”，一切正常医疗手续都顾不上了。他插进小便的管子掉出来了，也没有人管。他尿在床上也没有人过问。我去看他，他叫我到民族学院告诉费孝通转告潘乃穆去接他回家。他劝他忍耐住在医院，家里的条件总还不如医院好。我说：“sustain and survive.”他苦笑着说：“第四个S，succumb(死亡)。”第二天上午潘乃穆去看他，劝他继续住在医院。在他的坚持下，终于把他送回家。

　　我把潘先生的病情告诉他的老朋友人口问题专家陈达。我和陈达第二天下午同去看他。他见到我们时申请还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精神似乎比在医院还好一些。第三天下午我再去看他，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叶笃义万分悲痛回到家中，写了两副挽联，用以寄托哀思。其中一联云：

　　平生不事积蓄只落得两袖清风遗书万卷

　　老来自勉服从临终时家破人亡不怨一言

　　真是至死无二志。

　　联想起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政协第一届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对潘光旦特加问候，两人谈笑风生。联想起那时领袖和学者之亲密无间，夫复何言，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