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相公遇司马牛：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对抗

　　北宋熙宁年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法。熙宁变法涵盖了行政、社会与经济体制等层面的改革，就经济层面而言，新法可谓是试图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标，历史意义非比寻常。

　　可惜在变法的过程中，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市易法，即国家设立官营贸易公司，原本是为了“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防止大商贾把持市场、操控物价，结果却是：由于官营贸易公司垄断了市场，“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导致“市梳朴则梳朴贵，市脂麻则脂麻贵”，“人皆怨谤”。

　　但面对同僚们对于变法的质疑，王安石却从不肯停下来听听反对者的意见，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因此得了一个“拗相公”的名号。不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宋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继位，由同情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很快便召回旧党领袖司马光。

　　平心而论，熙宁变法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从整体来看，王安石的新法无疑顺应了历史演进的大势所趋。特别是募役法的推行，显然是历史性的进步。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历史，不论哪一个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财税结构总是会发生类似的变迁：1、从以农业税为主发展至以商业税为主。2、从以人头税为主发展至以财产税为主。3、从以实物税为主发展至以货币税为主。4、从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税。5、从轻税率转为高税率(因为现代政府要处理的事务远比古典政府复杂)。王安石的役法改革，实质上便是将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税。

　　但司马光似乎缺乏洞察历史大势的眼光，固执地要废除募役法。他的做法自然受到变法派的强烈反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章惇跟司马光一再辩论：“臣看详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己，不为签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事理分明”;“况此免役之法，利害相杂。臣今所言，非谓不可更改，要之，改法须是曲尽人情，使纤悉备具，则推行之后，各有条理，更无骚扰”。

　　保守派中的开明之士其实也不赞同司马光的搞法，如时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书说：“自罢差役，至今近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习惯。兼差役之法，关涉众事，根牙盘错，行之徐缓，乃得详审。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

　　给事中范纯仁也跟司马光商量：恢复差役之法“且缓议，先行于一州，候见其利害可否，渐推之一路，庶民不骚扰而法可久行”。司马光执意不听，范纯仁只能长叹说：“是又一王介甫矣!”称司马光跟王安石一样都是不可救药的老顽固。

　　翰林学士苏轼也跟司马光争辩过免役、差役之利弊，苏轼认为，免役法与差役法各有利害，但如今民众已习惯了免役法，若骤然又改为差役法，未必乐意。但司马光不管那么多，坚持要全面恢复差役法。二人争执不下，苏轼“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大骂司马光的脾气跟牛一样犟。

　　你可能还想不到，司马光实际上比王安石还要早提出募役法的设想——早在宋英宗年间，司马光便提议：“臣愚以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所谓“衙前”之役，指农民应役替官府运输、保管物资，承役之人负担极重。司马光因此建议，将农村服役改为政府募役。《文献通考》解释说，“温公此奏，言之于英宗之时，所谓募人充衙前，即熙宁之法也。”然而，等到司马光暮年执政之时，他却非要废了王安石的募役法不可。

　　他命户部尚书曾布“增损役法”，即废募役，复差役，但曾布婉言拒绝了：“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倒是时任开封府知府的蔡京极力迎合司马光，在五日限期内“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得到司马光的表扬：“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司马光全盘废除募役法之时，役法改革的主操盘手王安石早已致仕，正闲居金陵，抱病在床，“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役法，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但离开了权力中枢的王安石已经回天无力，未久，他便去世了。

　　当初王安石以激进的方式推行变法，落了一个“拗相公”之讥;之后司马光复以“激退”的方式废除新法，也得了一个“司马牛”的外号。这两位先后执政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政见对立，性格却是同样执拗，身上都有一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牛脾气。但对政治家来说，也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不是一种好的品格，因为政治往往需要适可而止，需要妥协，需要彼此各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