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怒斥国防部长：说我卖国就卖国吧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其腰封标出：“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儿子评价父亲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笔者在万圣书店看到这本书，一下子就被抓住了眼球。读过这本489页的厚书，感到45元的书价还是物有所值。

　　作者张胜是张爱萍次子，上世纪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在上级决定擢升其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之际，离开军队走入民间下海。因此，这本书所记录的，既是父亲与儿子的对话，也是老一代上将与新一代大校的对话。一般的将军传记和回忆录，多是津津乐道“过五关，斩六将”，回避“走麦城”；张胜则在新四军的败仗上大做文章。一般的将军传记和回忆录，多是讲将帅如何同心，上下如何协力；张胜则侧重讲领导者在战役决策上的分歧，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但是，如果用腰封背面的两句话“以独特的笔法展现历史，以全新的理念揭示人物”来衡量，读者还不能感到十分满意。书中有些浓墨渲染的人物，竟然无名无姓；有些最让人感兴趣的情节，刚一开头就戛然而止。“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是弘扬，还是微讽，是七分褒义、三分贬义，还是反过来，从张胜的字里行间中找不到确切答案，这说明他想要澄清围绕父亲的历史迷雾，却又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不露破绽。

　　这本书讲到了张爱萍与彭雪枫、黄克诚、王震、赵紫阳等高级将领和党政领导人的关系与分歧。按照张胜的描述，在有关的过节中正方都是张爱萍。虽然是家属的一面之词，但仍然是难能可贵的。有一面之词，就可以引出两面之词，真相就会从辩论中展现出来，最没有意思的是一盆糨糊，你好我好大家好。

　　在内战时期，彭雪枫曾是红三军团五师师长，张爱萍是四师政治部主任；红军过大渡河时，彭雪枫任十三团团长，张爱萍任该团政委。抗日战争初期，彭雪枫任豫皖苏军政委员会主席，张爱萍任豫皖苏省委书记；后来，他俩先后脚担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部是应当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等待日军打通平汉线后伺机控制中原；还是向东发展，跨过津浦线，进入皖东北日伪占领区，开辟敌后根据地，彭、张二人长期持有不同意见。后来，彭雪枫部屡遭败绩，张爱萍多次出手相救。这是书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故事。

　　在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的时候，张爱萍是师政治部主任；长征中扎西改编（扎西改编，1935年2月，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编者注。）后，黄、张分别担任10团和11团政委。黄克诚出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后，调张爱萍任副师长。《黄克诚自述》解释了调张的理由：“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张胜写道：“父亲调到三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1942年11月，面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召开紧急会议，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八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八旅和七旅部分部队，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其他与会者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张爱萍唱反调：“‘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张爱萍给儿子讲述当时情形，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后来在陈毅的劝说下，自然还是由张爱萍出马指挥反扫荡并取得胜利。他唱反调的潜台词是：“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干嘛还要他这个讨人厌的小人物留在包围圈内指挥作战啊。这个精彩的片段，充分展示了张爱萍“好犯上”又“惹不起”的个性。

　　张爱萍与王震历史上关系不深，张胜兄弟在“文革”前甚至没有见过王震。但是在1972年，张爱萍仍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贸然闯入了王震家门。张家的申述信由王震通过叶选宁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递交周恩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于是，张爱萍在被关押5年后，首次与家人团聚。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王震向其推荐张爱萍任军委秘书长，说：“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邓小平找张爱萍谈话时，张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转而推荐了罗瑞卿。1980年，根据王震的建议，张爱萍接替比他大两岁的王震，担任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胜写道：“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王震帮助了我们，以后又向小平同志力荐我父亲出任军委秘书长；这次，听说我父亲写了退休报告，就自己主动让贤，他说，爱萍同志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合适。……可惜9年后，他们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虽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对方的良苦用心，但毕竟有了一层阴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张爱萍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分清私谊与公义，不惜与自己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恩人分道扬镳，这是他晚年值得称道的一个闪光点。

　　张爱萍与赵紫阳的交汇点是在他们分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1981年。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赵紫阳和张爱萍有以下对话（摘录）：

　　赵：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张：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

　　张：上秦山，能够带动整个核工业的转型，可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我还是坚持这个意见，请紫阳同志考虑。再补充一点，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进，我们自己也供应不上核燃料。

　　赵：你们不是报告过核燃料过剩了吗？

　　张：那是高浓铀，用于原子弹的，过剩了；我现在指的是低浓铀！核电需要的是低浓铀！！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买，这就必然受制于人。

　　赵：这件事都议过几次了，临到要做决定了，又是意见一大堆。这样搞，工作还怎么干嘛！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以后讨论重大问题时，不要老是请假。

　　张：凡和我有关的会，我都是参加了。

　　（会场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没有参加嘛！）

　　张：你那个议程上有吗？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这样大的事，临时动议。你们几个说了，就能算吗？！（也拍了桌子）

　　（长时间的沉默。）

　　赵：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张：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

　　半年后，国务院机构改革，原有13名副总理，保留了万里、姚依林2人，余秋里、耿飚、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黄华9人改任国务委员，只有杨静仁、张爱萍2人不再担任国务委员。张爱萍事先毫不知情。张胜对父亲说：“肯定和那次核电站的争执有关，恨上你了！”紧接着，中共十二大召开，新一届军委成立。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为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继续抓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又过了半年，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作为军方代表，再次顶撞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4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张爱萍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军委召开的会议炸锅了。“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稳一稳也好，那就先缓一步吧，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最后，还是张爱萍向赵紫阳表示：“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也可不必照办。赵紫阳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包括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沈大民）